多巴胺穿搭的快乐，到底是什么带来的？

亮黄、莓红、果绿、粉紫……最好把自己穿成一个行走的水果拼盘。多巴胺穿搭和之前流行的“老钱风”和“知识分子风”，在配色原则上完全相反，不再克制、简约，要的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这个夏天，“多巴胺穿搭”成了一股时尚潮流，在各大社交媒体刷屏。亮黄、莓红、果绿、粉紫……最好把自己穿成一个行走的水果拼盘。多巴胺穿搭和之前流行的“老钱风”和“知识分子风”，在配色原则上完全相反，不再克制、简约，要的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多巴胺穿搭（Dopamine Dressing）一词来源于时尚心理学家道恩·卡伦（Dawnn Karen）出版的作品《穿出最好的人生》（Dress Your Best Life）。她在书中称，2020年时她整个人状态低迷，所以开始寻找一些能刺激多巴胺的方法，并发现彩色服饰是调节情绪的一种方式。在这股风潮下，万物皆可“多巴胺”。咖啡、奶茶、酸奶、气泡水等各路饮品的包装、广告配色也纷纷推陈出新，更加鲜艳明快。

大脑反应和视觉刺激之间的确有密切联系，但颜色引起的联想并非固定搭配，受到文化、技术等各种因素影响。我们对色彩的感知，无法脱离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具体时间，是被历史、社会、技术共同影响的。相关联想被创造出来，又被流行文化和广告营销不断强化。（比如婴幼儿衣物，男孩用的就被设计成蓝色，而女孩的则是粉色。）视觉选择永远是一个社会议题。色彩是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和宗教传说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甚至有关道德和行为准则。

颜色之间的贵贱高下之分，每个时代也各有不同。（比如淡褐色、米色、棕色这些比较暗淡的、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自然色，在几个世纪前是贫穷的象征，今天却是低调、有气质的体现，知识分子风必备。）有些颜色甚至很晚才被发明出来，在自然当中并没有对照实体。（因为古代的颜料来源、性质差异很大，不像工业时代人工合成颜料容易混合得到新的色彩。）

从中世纪、工业革命到互联网时代，我们和色彩的关系，对色彩的理解、认识不断变化。意大利设计理论家里卡尔多·法尔奇内利（Riccardo Falcinelli）深入研究色彩的历史及其背后的哲学思潮和文化变迁，写成《色彩：颜色如何改变我们的视觉》一书。我们将跟随他的分析一起批判地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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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建构的色彩和谐

法尔奇内利在《色彩》这本书中强调最多的就是建构：“视觉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色彩仅仅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对很多其他生物，我们熟悉的感觉甚至不存在。” 比如人类看到的红色，在猫和狗的眼中是另一回事。所以我们熟悉的各种色彩，都是在人眼能识别的基础上，被大脑建构出来的。

不仅色彩本身，关于色彩的观念也是被建构的。在社交媒体上总能看到各路穿搭博主的指点，好的衣品一大重要标准就是配色和谐。他们最常见理论依据，就是色相环基本配色法。这些理念其实历史并不长。20世纪初。一批有影响力的颜色理论家才把配色和谐的理念推向极致，受到时尚界、设计师和媒体的推崇，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主流色彩观念。

▲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 The Devil Wears Prada ，2006）剧照

色彩和谐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有些色彩搭配被认为是和谐的，而有些不是？法尔奇内利回顾了近两个世纪以来，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如何从各自的角度把颜色理论化，试图为颜色的数量及其搭配归纳出普遍规则。

美术理论家约翰内斯·伊顿 （Johannes ltten） 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和谐原本是音乐领域的概念，伊顿将其引入颜色，用音乐的音节类比色彩的明度。伊顿认为，每种颜色都有其特定的明度，不同量的光在一个完美的构图中应当能够实现平衡，从而达到和谐境界。比如互补色之间，既富有哲学意味的平衡，又在明度上有数学般精确的度量，所以是美的代名词。互补色搭配就是一种和谐。

伊顿有一系列色彩对比理论：明暗对比、纯色对比、质量对比、互补色对比等等。尽管这些理论今天仍然影响着主流审美，但它暗含一种过度简化的风险。当时也有人指出：“如果人们遵循某种规则而总结出某种美学理论，那我们最终会放弃精神或者创造的丰富性。”

所以法尔奇内利强调，当我们说某种搭配更和谐，实际是在说“根据当下的时尚潮流，这种搭配更受欢迎”而已。这些搭配建议和公式不是一种本质性的、决定性、天经地义的理论。色彩本身并不遵循这些规则。有些色彩搭配的确更受人喜爱、更富有意义或更能引起情感共鸣。但要界定究竟是哪些色彩搭配具备这样的特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也就不存在某种绝对的色彩和谐，任何颜色都可以搭配。只是不同文化的喜好不同，比如在印度服装中常见的红色与紫色搭配，在英国服装传统中并不受欢迎。而且配色是否和谐，还会受材质影响，好看的服装配色不一定适合家居环境，一幅画的色彩也不一定适用于电子游戏界面。

艺术家经常突破这些配色规则，大胆用色。因为他们用色彩讲故事。这些富有冲击力的配色又会因为解读、传播，带来新的搭配潮流。所以如果你搭配衣服主要是为了不出错，那不妨接受色彩和谐论的指导；如果你想彰显个性，表达自我，完全可以挑战这一切。法尔奇内利表示，许多时候，美妙的色彩搭配都不遵循规则。“重要的并不是和谐，而是讲故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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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配色的高级感

是怎么来的

除了配色和谐，我们还会经常看到一个观点：配色节制才是好品位的象征。法尔奇内利指出，在欧美长久以来，很多人将色彩极简主义视为不可辩驳的真理，习惯于批判浮夸的色彩。这种观点已经在他们的思维中内化。这种成见是怎么来的呢？

在艺术、设计和品位方面，节制、禁欲历史悠久。许多国家都曾在不同时代颁布禁奢令，把地位等级和可以享用的服饰、饮食对应起来，不得僭越，限制人们的穿衣自由。因此，色彩就成了浮夸、铺张浪费的代名词，而无色则象征着节制与正直。黑和白是最不会出错的颜色。

16世纪初，新教徒将节制与禁欲作为美德，反对奢华、浪费，所以地中海地区天主教徒习惯穿着的彩色服饰他们都不喜欢。白手起家的新兴资产阶级大多信奉新教，他们不屑于贵族的华服，黑色就成了他们心中道德准则和内心平静的代名词。而且当时染黑面料需要复杂的工艺和高昂的成本，所以黑色服装就更受新贵青睐。

法尔奇内利提醒，禁奢令打破后，老百姓有了穿衣自由，直到19世纪末，参加葬礼还可以穿各种颜色的衣服，只要是自己最好的衣服就行。但因为精英阶层都穿黑的，大家为了显得有身份，也跟着穿黑色，后来葬礼穿黑色就成了规矩。随着工业革命开始，资产阶级思想得到进一步巩固，如今正式场合黑色也是穿搭标准配色。老钱风强调的优雅离不开黑色，赫本的小黑裙也成了服装典范。

到了20世纪，消费主义盛行，许多知识分子精英哀叹人们的精神世界因此贫瘠，所以经常对流行文化采取一种防御姿态，鄙视大众化产品。他们认为种类繁多的商品会让人堕落，同样的，琳琅满目的商品带来的五颜六色的包装、广告则会进一步削弱人们的敏感度。

▲电影《芭比》（Barbie ，2023）

以蒙德里安为代表的风格派（De Stijl）将作品色彩减少到只有三种，并认为道德感应当优先于美感。像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这样的建筑大师运用色彩也是极为审慎的。精英阶层对色彩的批判，让极简配色和智识上的优越感联系在一起。丰富的颜色则是花哨、幼稚的表现。道恩·卡伦说，穿彩色的衣服让她想起小时候。也许今年夏天的这场多巴胺风潮就暗含着对优雅、节制的突破，追求最原始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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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带来的联想

也有人说，多巴胺穿搭之所以带来快乐，是因为那些鲜艳颜色让人联想到多汁解渴的水果，在夏日感到清凉。那么问题来了，红色，为什么有些时候让我们想到西瓜，而有些时候却想到辣椒？辣的灼热感和西瓜的清凉可是正好相反的感觉。法尔奇内利提出许多类似的问题，这并非抬杠，而是强调关于色彩的联想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单一、确凿、一成不变的。

他用冷暖色的概念来说明这一点。“现代视觉语言中，冷暖对比是最常见也最受欢迎的色彩手法之一。通常来说，冷暖色调的划分几乎是约定俗成的。蓝色、青色和某些紫色是冷色调，绿色因为黄色的存在，基本被归为暖色调。”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所谓的冷暖色调，其实在使用一种隐喻或者联觉联想，将某种颜色与那些给我们温暖感觉的事物相联系，如太阳或火焰。但这种联系的局限性远超我们想象。

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加热一块铁，它首先会变成橙色，随着温度升高变黄，然后变白，最后变蓝。因此从物理学角度，蓝色比红色温度更高。比如煤气灶的蓝焰，也是炽热的。但这种日常经验不会对我们关于颜色的固有想法产生冲击。我们就是普遍认为红色、黄色火焰才是热的。

但为什么是这种联想成为首选，而不是其他呢？法尔奇内利指出，过去一个世纪人们投入大量精力证明颜色的冷暖是不容置疑的自然现象。“色彩与温度之间的关联是非常传统的事实，而人们对各种各样冰冷的橙色和沸腾的蓝色视而不见，是特定社会和历史时期导致的。”

法尔奇内利还想到，我们之所以将一种红色定义为暖色调，是因为可以把它与光谱中另一种红色进行对比。（现代科学认为颜色是一个红色到紫色的连续体，包含所有色调，并且可以分割。）如果没有这种整体的内部对比，那么冷、暖色调就不具有任何意义。我们甚至无法对它们产生联想。

在中世纪，人们对色彩之间的关系也做区分。他们不知道色谱，但认为红色蓝色都是暖色调，因为都鲜艳醒目，而黄色属于冷色调，因为它和金属颜色相似。我们和古人的视神经其实没有根本性不同，但划分的冷暖色却完全相反。

人们不仅建构色彩带来的联想，还喜欢给色彩的精神内涵定性。歌德是第一位提出色彩的精神内涵的人，为众多医学假说开辟了道路，但这种假说往往是非理性的。从荣格疗法到斯坦纳理论，从罗夏墨迹测试到吕歇尔色彩测试，各领域在色彩及其临床疗效方面都有着无数种理论。这些理论可信度不同，但共同点是：都是一个有关色彩的颇具神秘感的概念，并对事物泛泛概括。

这些理论喜欢把色彩的内涵本质化。例如，将色彩的选择同某个深层的心理因素相关联，用简单且可预测的模型分析人的情绪状态，并声称其具有跨文化的价值。罗夏认为，蓝色象征归属感，黄色意味着改变，绿色代表自尊，每种颜色都有一个准确对应的含义。有趣的是，这些思想观念如今散落在市面的各种畅销书中，甚至是营销或设计手册中。

▲纪录片《三色艺术史》 （A History of Art in Three Colours，2012）

有实验为了证明红色更能刺激情绪，让受试者分别进入涂满红色和涂满蓝色的房间。然后比对在不同房间的心跳和皮肤微循环活动。发现在红色房间，受试者心跳更快、皮肤微循环更活跃，以此证明红色更令人兴奋。

法尔奇内利认为这些实验并不可靠，它并没有具体说明是房间涂的是什么红和什么蓝。而且色彩向我们传递的感受与环境有关，与色调无关。“看到生锈的液体从水龙头里喷涌而出时，会觉得恶心，尽管它的波长与美丽日落的波长相同。” 心跳加快有可能是红色让视觉收缩，感觉封闭的空间逼仄。在秋天的树林里散步，被落叶的橙色与红色包围时，就不会有刺激的感觉，反而感到放松。所以简单断言红色令人兴奋，红色比蓝色更具攻击性，是一个过于宽泛且毫无根据的概括，是无法被完美解释的现象。

法尔奇内利认为，这些关于色彩影响人类心理的研究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古老、更棘手的问题：“色彩是否具有全球皆准、超文化价值的内涵，甚至是与生俱来的含义？” 他认为没有。例如白色在有些地方可以因为象征纯洁，用于婚礼；而在有些地方也可以因为象征白骨，而用于葬礼。又比如，直到19世纪，粉色属于男性的观念还根深蒂固。因为粉色是红色的弱化版本，红色象征男子气概，阳刚；而天蓝色属于女孩，因为这是对圣母的致敬。而今天，芭比娃娃早已和粉色绑定，让粉色成为女孩们的最爱。喜欢粉色的男孩甚至会被嘲笑。

▲纪录片《三色艺术史》 （A History of Art in Three Colour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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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是心灵的工具

正是这些关于色彩的迷思、成见、传说与偏好，共同构成了我们如今所见的色彩图景。有些关于色彩的联想甚至超越了我们自身经验，比如地球是蔚蓝色的。在1961年，太空第一人尤里·加加林看到地球全貌之前，没有人想到它是蔚蓝色的。（这种蓝色源于环绕地球的大气，而不是因为地球上面积最大的海洋。过去关于地球的描述大多是棕色或者绿色，却没有蓝色。）现在地球是蓝色的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像血是红的，草是绿的。只不过这是我们通过媒体看到的，但那种真实感就像我们亲眼所见。

▲纪录片《三色艺术史》 （A History of Art in Three Colours，2012）

法尔奇内利认为科技与商业加速了颜色的传播，并使其标准化，这是现代社会的新特点。“现在，几乎所有颜色都是通过科技媒介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因此，如今颜色不再仅仅是一种感官体验或事物的特质，而是作为一 种心理范畴，与生产、传播及呈现它的方式共存。”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很多关于颜色的观念都与古代完全不同。

比如纯色。法尔奇内利写道：“纯色的概念也许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异之处。我们如此习惯这个概念，甚至无法想象它并没有很长的历史。” 因为在人工合成颜料和各种表面光滑的材质诞生之前，纯色在技术层面几乎无法实现。古代的木质家具、泥土墙面、布料、纸张、漆器……没有一种表面是光滑平整的。而在现代化学诞生以前，颜料是纯天然的，每次调制的效果都不完全一样，也不可能像工业时代一样均匀上色。（主要有三种来源：含有某种矿物的泥土、能研磨成粉的炭和宝石；动物、贝壳和昆虫；植物的汁液。也有些颜色来自动物和植物的结合：吃了芒果树叶的奶牛的尿液，干燥后形成黄色粉末有强大的染色能力，这就是著名的印度黄。）

▲纪录片《三色艺术史》 （A History of Art in Three Colours，2012）

今天日用品普遍使用的塑料、装饰用的亚克力材料、建筑用的瓷砖等等都有平滑表面。颜料是标准化生产的，都有统一的纯度，所以制造纯色变得无比简单。纯色，是工业标准化生产带来的概念，也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把中世纪画作的天空和今天漫画中的天空放大对比，不难发现前者色调富有层次，充满细腻的变化，需要仔细观察；而后者是一眼可见的纯色，每一处色彩都一样均匀。“纯色绝不是什么理所应当的小事，我们所在的世界中，色彩的统一性是少数情况，看看身边的天空和花朵就知道了。石头、土地、植物都拥有无穷无尽的多变色彩。总之，工业化把纯色从例外变成习惯，甚至成为我们评判一切事物的标准。”

再比如，对古代人来说，颜色总是和特定的物品联系在一起，比如桌子只能是棕色。而对我们来说，颜色是抽象的。在中世纪，颜色最重要的是持久度，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颜色最重要的则是多样性。因为现代人能在实验室里合成无数颜色，能给各种物品随心所欲地染色，这也使我们拥有了掌控色彩的能力。色彩能从具体事物中剥离开来，作为一种抽象概念被思考。

“在这个时代，颜色甚至可以脱离具体事物而成为流行之物。但这并不是颜色的真理，只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碎片。在历史发展的某一时刻，工业决定了颜色的优先级。例如，一些颜色比另一些颜色更基础，甚至把这种观念变成了自然属性。这也说明技术对观念的影响之深，甚至可以让人们误以为某个观念是真理。”

哲学家埃米利奥·加罗尼（Emilio Garroni）做过一个类比，通过感知环境认识世界的人就好比琥珀中的昆虫，无法从中脱身。环境会过滤并决定我们能够看到的事物。这个环境极其重要：如果没有琥珀的存在，那么昆虫也就不再是化石，我们也会失去自己的身份。加罗尼说：“我们身处滤镜内部，并通过滤镜观察世界。”这滤镜是历史、社会和技术加在一起的总和。

法尔奇内利也强调，他并不否认三原色、 彩通系统、牛顿三棱镜、视锥细胞的发现或者时尚趋势的重要性。他希望人们能了解今天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形成的，虽然不能摆脱滤镜（也许也无须摆脱），但至少知道滤镜的存在。“这也是现代色彩理论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唯一拥有的自由，就是在观察时，知道自己正在观察。”

法尔奇内利认为，工业时代的色彩理论共同的特征是：试图理性化色彩。也就是说，把人的视角变得统一，可预测，甚至试图将其驯服。“当前的艺术与设计主要被两个色彩模型所主导。一种来自现代西方美术教育与心理学，主要代表人物包括伊顿、亚伯斯和阿恩海姆，西方学校教授的色彩知识便源于此；另一种则来自神经科学，且影响力越来越大。” 他认为，虽然这两种色彩模型都十分重要，但似乎都无法全面解读色彩的复杂性。艺术教育在艺术作品中探寻色彩的意义与作用，关注的是作品的内在。而神经科学则把注意力从艺术作品转向了大脑，认为色彩的意义存在于观察者的头脑之中。但在以上两种理论中，社会和历史这两个理解艺术的关键因素都被忽略了。“这两种理论的局限之处都在于将视觉感受作为一个独立的现象考量。事实上，我们在观察某种色彩时，一定是在特定时间与特定场合下进行的。而时间和地点甚至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法尔奇内利鼓励人们用批判性思维理解颜色。在这本书的最后，他呼吁设计师、导演、艺术家、文物修复专家、摄影师、插画师、博物馆馆长、新闻记者和教师都应当肩负起塑造未来观念的重任。“将‘天蓝色’称为‘年度流行色’当然可以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这说明人类拥有抽象色彩概念的能力，但这也可能只是一场拙劣的营销手段。这取决于我们思想的厚度，我们是否清楚自己所做之事的意义，以及人（尤其是作为一个公民）之所以为人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