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457万人决定考研

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乔然

2020年12月25日，当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前一天，江苏省南通市的一所高校里，考生正在抓紧时间冲刺复习。 人民图片 供图

3月11日，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国家分数线公布。相比于2021年，大部分专业的过线分数都明显提高，不少热门专业的分数涨幅达到了10分以上。

程曦有意识地回避了这个新闻。作为一名“二战”考生，早在2月中旬初试成绩公布后她就知道，自己又一次“上岸”失败了。

从2017年首次突破200万人到2022年达到457万人，5年多时间里，我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翻了一番。仅从去年到今年，考研大军就多了80万人，增长幅度创下历史新高。

当本科教育逐渐成为一种“普及化”教育，追求更高学历成了年轻人缓解就业压力、提升自身竞争力、寻求社会流动通道的共同选择。

数据显示，近4年来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平均录取率为28．9％。具体到今年，全国高等院校计划招生人数约110万，这意味着将有超过300万人和程曦一样考研落榜。

不管考不考，先把名报上

2020年10月31日，陈伟最终确定了自己的考研目标：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化传播专业。当天是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截止的日子，那之后还有不到两个月，离开校园3年的陈伟将走进考场重新接受学生时代的应试评判。

2020年12月2日，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内随处可见考研学生认真备考的身影。 人民图片 供图

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陈伟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一家传媒公司做媒体运营。“工作环境里目之所及，本科就是最低学历。”尽管手握湖南一所211高校的毕业证书，但入职后不久，陈伟就感受到了学历的重要性：他所在的小组要任命组长，在潜在竞争者各方面能力相当的情况下，胜出者最终倚靠的优势正是自己的研究生文凭。

区别也在别的方面逐渐反映出来。招聘网站上，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起薪大多有一两千元的差距；在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想落户，硕士及以上研究生也比本科生更容易。

赚得少，开销大，干了不到一年，陈伟辞职从上回到长沙。随后他做过品牌策划、产品销售，但时间都不长。直到在一家艺考机构谋到了教学主管的职位，他的工作才算暂时稳定下来。不过陈伟心里清楚，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依然存在，“按我当时的竞争力，能得到的工作成长空间都不大，一眼就望到了头”。

考研，是陈伟想到的能跃上更高工作平台的方法。

陈伟结束“沪漂”那一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大三学生刘鹏开始为考研做起了准备。

“不管考不考，先把名报上。”刘鹏所在法学院院长在一次年级大会上说的这句话，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当今大学生对考研态度的高度概括。刘鹏的同班同学里，5个人考公务员，8个人就业，剩下47人全部报名考研。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将高等教育发展划分为“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三个阶段。在18—22岁适龄人口中，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属于精英化阶段，毛入学率大于15％小于50％为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大于50％则为普及化阶段。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按照马丁·特罗的标准，实现了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跨越。

越来越高的入学率自然带来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按照教育部的统计，202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有874万人，2021年这一数字突破了900万。就业难，成了多数人从校园步入社会过程中遭遇的第一个难题。

以刘鹏为例，作为一名法学生，毕业后能从事的专业相关工作主要有两类，一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公检法司系统，一是当律师或到企业做法务工作。前者核心岗位几乎都要求报考者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后者虽无明确规定，但稍有名气的律师事务所或大型企业都会引来众多研究生求职者，作为一名“双非”大学本科毕业生，刘鹏知道自己很可能连简历关都过不了。

在刘鹏和诸多与他情况相似的大学生看来，想要赢得一块含金量更高的职场敲门砖，考研是最直接的途径。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们暂时逃避就业压力的最佳方法——继续深造，工作的事就可以两三年后再想了。

选学校找资料，都是考试的一部分

“再难，也难不过高考吧。”2019年4月，刘鹏和女朋友程曦谈起考研目标时，说了这样一句话。程曦比刘鹏低一届，两人学的同专业。刘鹏考研，也想给女朋友打个样。

事后想想，刘鹏觉得自己对困难的预估还是保守了。备战高考虽苦，但大多数时候只苦在高强度的学习之中。复习计划有学校和老师制定，生活有家长照顾，身边的同学都是相互促进和鼓励的同伴。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个明确的目标——6月初的那几场考试。

考研的操作模式就完全不同了。不同的院校和专业在报考人数、录取比例、考试范围、试卷难度等方面各不相同，所有这些都要靠考生自己搜集信息、制定策略。这也就意味着从做出考研决定的一刻起，考验就已经开始，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通关路上，考生都是孤身一人往前走。

刘鹏最初定下的目标是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那是法学生眼中顶尖的学堂。紧接着，他花了400多元从上届“上岸”学姐推荐的考研机构处购买了复习资料。6本，A4纸大小，摞在一起厚度有30厘米。

复习资料是历年考生分析院校考试大纲整理出的考试重点以及真题合集。得到一份真实且精准的复习资料，对考生而言无异于方向性指引。

“三跨”考生朱莉莉第一年考研落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吃了备考资料不足的亏。所谓“三跨”，即跨专业、跨学校、跨地区考研，由于缺乏经验又不了解情况，朱莉莉随机在网上搜到一家考研机构，对方广告称“拥有内部老师整理的历年考试真题，上岸考生全程辅导教学”。哪知道，朱莉莉交了800多元后，除了收到两本资料，就再也联系不上客服。

“二战”时，朱莉莉谨慎了很多。意识到信息的重要性，她一方面托人联系上了成功考上目标院校的“前辈”，一方面从学校官方微博、微信的评论区寻找线索，加入了考生建立的QQ群和微信群。至于复习资料，朱莉莉更是多方询问、比对后才做出了选择。

大三暑假刚开始，刘鹏的同学韩杨听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定下目标不到两个月，刘鹏把中国政法大学的考研资料全送人了。

“上岸”的学姐劝过刘鹏，说中国政法大学考试难竞争大，他选择的经济法专业头一年一共只招了10名学生。“当时我还有些名校情结，想搏一搏。”刘鹏回忆，可事实上复习的难度远远超过他的想象，“不要说背诵，很多知识点想理解都要花很打力气”。压力之下，因为吃了一个芒果，此前鲜有病史的刘鹏严重过敏住院了。

2016年12月24日，当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开考，在山东聊城市的一所高校的自习室里，还留着考生的资料。 人民图片 供图

就在那期间，刘鹏决定调整目标，改考招生人数更多、考题相对容易的西南政法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考研队伍中，像他这样半路改换方向的并不是少数。面对激烈的竞争和现实的社会衡量标准，实现科研理想和学术追求很难再说是年轻人考研的最主要目标，相比之下，获得一纸研究生文凭显得更为重要。

背书，做题，背书，做题

刘鹏走出食堂，手里拿着打包的包子，一边走一边吃。他有意识地把脚步放得慢一些，让咀嚼次数多一些，这样可以使自己刚清醒的大脑再多休息几分钟。

等走到图书馆，又是一天的高强度学习在等待刘鹏。

暑假开始已有一段时间，校园里安静了不少。刘鹏和几个考研的同学相约留校，每天在图书馆、食堂、宿舍间来回穿梭。重新选择目标后，刘鹏的状态好了不少，一天能啃下十多页复习资料。

对文科类学生来说，考研准备过程中大部分精力会花在背诵这件事情上。政治、基础课、专业课，每一门都有大量需要记住的理论和知识点。刘鹏每天到了图书馆，首先就是拿起复习资料走到开阔的楼梯间。在那里，东南西北四个角落各站着一个考研人，每个人嘴里都念念有词。谁要是累了，就回到座位做做题目。如此反复。一天中除了吃饭，刘鹏他们会在图书馆待到闭馆音乐响起。

韩杨买了块电子表，每次开始学习时按下计时键，休息或感觉自己走神时就暂停。韩杨给自己规定，每天表上的计时要达到12小时才能睡觉。作为备考小团体中公认最努力的人，为了有更多时间复习，韩杨每天早上6点起床，就连吃饭时都会不时用手机刷一刷英语单词。

刘鹏试图效仿韩杨的做法，可他发现，要保证学够12小时，投入的时间至少在16小时以上，“实在是做不到”。后来，刘鹏下载了一款时间管理App，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越短，应用程序中的树木就“长”得越茂盛，反之则会变得稀疏甚至颓败。刘鹏说，一天下来，不管实际复习效果怎么样，看到屏幕里的树林，就能安慰自己“没白过”。

相比起来，陈伟的备考条件要恶劣得多。开会、上课、批改作业、睡前查寝……陈伟算过，工作之外，每天留给他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而且还都很零散。如果在这期间不能进入学习状态，那一天就白费了。

陈伟应对的方法是把考点整理成一份表格，考频高的用红色标注，优先背诵，一个时间段只背一个考点。“任务被最大限度拆解后，就更容易直击目标。”陈伟形容说。

决定考研后，许多个凌晨，陈伟都是集体宿舍里唯一还醒着的人。时间的紧迫常让他感到窒息，只有戴着降噪耳机闭上眼睛默默在心中重复出刚背过的传播学理论时，他才会有些许的轻松感。

枯燥的复习日子里偶尔也有欢乐闪现。刘鹏记得，一天吃饭的间隙突然有人说：“准备考研，千万不能听周杰伦的《菊花台》。”

“为什么？”

“因为歌词里有一句‘愁莫渡江秋心拆两半，怕你上不了岸一辈子摇晃’。”

“上不了岸，哈哈哈……”

为了走进考场那一刻

陈伟并不是第一次报名考研。和刘鹏一样，他也曾在大三的暑假为走进心仪的院校努力过。可大四开学后，各种招聘信息和时不时传入耳朵的身边同学拿到offer的消息让陈伟分了心，或者说是慌了神。他开始试着一边备考一边投简历，以为这样能做两手准备。可实际上，仓促求职没能让陈伟找到满意的工作，反而还影响了他复习的状态：最后一个月，他甚至连一本资料都没看完。

陈伟最终没能走进当年的笔试考场。用他的话来说，做了“逃兵”。

陈伟收到了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做出考研的决定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在决定后坚持走完近半年的准备期。对大多数考生来说，因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情绪起伏进而产生的行为上的变化是备考过程中最大的拦路虎。

数据显示，近年来多地区、多院校硕士研究生考试弃考率都在10％以上。以广东为例，该省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26．3万人，但最后真正参加笔试的只有21．3万人，弃考率达到19％。

2019年10月，刘鹏遇到了备考的瓶颈期。由于方法不对，当时他的复习进度落后了身边的同伴近一个月。“背的都会忘，做的都不对。”这是程曦那时候最常听到刘鹏的抱怨。

刘鹏开始不能按时起床，时间管理程序里的树木也日渐变得稀疏。即使拿着复习资料站在楼梯间，他也更像是在装样子，脑子里常常一片空白。

觉得可能是太累了，在一个周五的晚上刘鹏久违地走进了网吧。两个小时的游戏后，他感觉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愧疚和更进一步的焦躁。可越是这样，他越是打不起精神。他说到后来，自己每天都生活在“考不上研究生、找不到工作、毕不了业”的恐惧中，却无力做点什么来改变。

为了最大限度控制自己的状态，朱莉莉“二战”时专门报了个线上培训班。班里50多人，在听老师上课之外，同学们也会相互交流经验和方法。

随着近年来考研人数增加，相关辅导班也多了不少。从收费两三千元的大课堂到标价两三万元的保过班，从全程指导到笔试面试冲刺，品类之多能让人挑花眼。不过在朱莉莉看来，报班最重要的是有督促作用，但至于怎么学，还得看自己。

“二战”备考时，朱莉莉回到位于重庆的家里。除了上网课，大多数时候她都是一个人。睡醒了学，学累了吃，吃了继续学，再学累了就睡。因为缺乏运动，那段时间她胖了20斤。“所有的付出，就是为了走进考场那一刻。”朱莉莉说。

没有到不了的明天

刘鹏“毫不意外”地没能通过笔试关。不过后来通过网上申请和面试，他拿到了澳门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实现“曲线救国”。韩杨也没能实现预定的目标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而是经调剂后仍在本校攻读研究生学位。在他们班上，通过各种途径“上岸”的不到20人，其余大部分选择了“二战”。

2020年，教育部开展了“升学扩招吸纳行动”——硕士研究生扩招18．9万。2021年，全国高校硕士研究生招生总数首次突破一百万，达到105．07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两年来研究生较大规模的扩招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造成的冲击，但在疫情发生前数年，我国研究生招收数量就一直以平均6％左右的幅度在增长。

在本科阶段扩大招生人数20多年后，让研究生教育发挥更大的人才蓄水池作用势在必行。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培养的研究生尚不足千万人，目前就业人口中有研究生学历的占比约1％，远低于部分发达国家的10％。即使在北京，受教育程度为硕士研究生的人口数量也仅占全部1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的6．54％。

由此可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研究生扩招的趋势有极大可能还会持续。

相比于担忧研究生烂大街，两三年的读研经历在文凭之外还能给求学者和社会带来什么似乎更应该受到关注。

今年夏天，刘鹏即将毕业。越接近曾经无限渴望的学位证书，他越发现取得某些公务员岗位的报考资格和通过更多招聘公司的简历关只是个开始，“说到底，如果自身实力不足，照样会被淘汰”。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韩杨如今的当务之急是确定毕业论文题目。他说，那些大学时没有想明白的问题，研究生阶段也不一定就能得到答案。比如，该继续在学术的道路上走下去还是选择就业；比如，就业该选择什么样的工作。

“能重新拥有选择的权利，总是好的。”经过考试、调剂，陈伟重回校园，成了上海理工大学2021届的硕士研究生。今年，他获得了去德国交换学习的机会。早在2019年就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身份毕业的朱莉莉如今已在北京有了安稳的工作，再回忆考研的经历，她说：“人，只有亲身试过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能要到什么。”

程曦再次落榜后，一直没跟刘鹏谈起接下来的打算。刘鹏本想劝她先找工作，但无意间在女友书桌上看到一张纸条后又忍住了。那上面是程曦摘抄的一段话。“你要忍，忍到春暖花开；你要走，走到灯火通明；你要看过世界辽阔，再评判是好是坏；你要铆足劲变好，再旗鼓相当站在不敢想象的人身边；你要变成想象中的样子，这件事，一步都不能让。”这段话出自一本书，书名叫《你要去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