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1年，姜蓓佳博士收集到的各省“职教高考”的名称、内容、分值、时间。摘自姜蓓佳博士论文《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研究》
又是一年开学季。经过“高考”的洗礼，很大一部分学生将步入占据我国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职院校就读。
而这个“高考”，其中包括“职教高考”。在2022年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教育部职成司司长陈子季表示：“职教高考”将成为高职招生主渠道。
然而，对“职教高考”，各地叫法不一：分类考试、单独招生、对口单招、五年一贯制、技能高考等。在考试对象上，有面对普通高中学生的，也有面对中职学生、技工学校学生和职教中心学生的；在考试内容、考试时间、考试组织等形式上，各地甚至各校都不一样。
由此，社会和业内都在呼吁“职教高考”制度的改革。由于“职教高考”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从记者最近调研来看，“职教高考”制度改革呼声很高，但其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还在论证和探索。
对很多人来说，“职教高考”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通往高等教育的“另一条赛道”。
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20年全国中职毕业生抽样调查显示，近1.7万份样本中，约65%的中职生升入了高等院校，其中约10%升入本科院校。
“职教高考”这一概念，是在2019年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被正式提出的，是指在高职分类考试招生制度的基础上，基于职业教育类型发展而建立的高等职业学校招收新生的制度。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
“目前，关于‘职教高考’，各地叫法不一致。在陕西，主流的说法叫分类招生考试，有的学校叫综合评价招生，民间普遍的说法叫单招（单独招生）。”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段东旭说。
在陕西省，一般由院校自主进行职业技能测试，段东旭提到，每年下半年就已经有学校和机构，开始为明年的“职教高考”进行招生宣传了。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后姜蓓佳的研究方向是“职教高考”制度。2022年博士毕业的她，学位论文题目是《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研究》。姜蓓佳介绍，以她收集到的2021年“职教高考”方式来看，全国有28个省以“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评价方式组织对口招生考试。其中，13个省组织了职业技能测试的操作考试，6个省以笔试形式组织职业技能测试，6个省将职业技能测试交由招生院校自行组织，两个省以“证书等级”“大赛成绩”作为职业技能测试的赋分依据而不再额外组织测试，1个省未进行职业技能测试。在分值比例上，13个省的职业技能测试分值在总分值中的占比超过50%。
比如，湖北省电子与电工类操作考试，要求学生在150分钟内完成与专业相关的4项典型工作任务。广东省和甘肃省则没有全省统一的技能测试，而是以证书替代。
“构建‘职教高考’制度的动因包括，现行高考单一的育人框架引致人力资本结构性失衡，推动高考制度更好地履行公平科学选材的重要使命，妥善回应和满足中职毕业生的公平发展的基本权利，助力职业教育的评价改革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完善。”姜蓓佳对记者解释。
用乐山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管理与改革研究副教授魏荷琳的话来说，推进“职教高考”改革“产业有需求、社会有诉求、教育有要求”。
“如果可以用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撬动整个职业教育，那些成绩可上可下的学生，就敢于大胆地选择职业院校了。”魏荷琳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魏荷琳认为，推进“职教高考”改革，可以使不同性格禀赋、兴趣特长、素质潜力的学生，享有更多样的教育选择和更畅通的升学通道。她认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既要形成能够支持学业晋升的成长通道，也要打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等其他类型教育之间的沟通渠道。
职业教育的考试招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为何要构建职教高考制度？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姜蓓佳对职业教育考试招生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
为此，她访谈了89人，最终获得了9万余字的采访文本。此外，她还收集了1980年到2022年2月以来，有关职业教育升学的71份国家政策，全面梳理了全国31个省区市对于高职分类考试改革的共计97份政策文件。
“从2019年开始，‘职教高考’反复在很多讲话中出现，被正式提出。这个东西很‘新’，又涉及评价制度，我觉得是现实所需，综合考虑之下就选择了这个选题。”姜蓓佳说。
用姜蓓佳的话说，她既“全面摸盘”了目前全国高职分类考试改革工作推进的现实状态，也具体掌握了改革推进过程中遇到的突出和棘手问题。
我国较早提到职业教育考试招生的政策文件，是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但据姜蓓佳介绍，在这份文件中，考试招生工作“并不是重点”。
直到2005年之前，我国高职院校的考试招生都还“对高考的依附性很强，高职高专被纳入现行高考统招”。仅仅一张试卷，同时要选拔出学术型和技能型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才。在录取批次上，高职高专也顺位被排在本科录取之后。
这一情况在2005年有所改善，上海的3所市属高职院校试行了自主招生。在这之后，“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的考试办法通过政策扩散被逐渐应用到多个省份”，地方政府开始探索能够满足中职生升学需要的道路。
“其实，是地方先进行了探索，做了试点，然后被国家政策吸纳、承认。分类考试理念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不过，目前还没有针对‘职教高考’专门出台的政策。”姜蓓佳说。
2007年，教育部办公厅出台《关于同意江苏、浙江、湖南、广东等四省在部分示范性高职院校中开展单独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批复》，鼓励各地积极探索高职院校的招生自主权落实。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目标，是国家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实行分类考试。
2013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将“加快推进高职分类考试”设定为主要改革任务之一。
“强化分类考试、设立‘职教高考’，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基本要求和改革的规定动作。”姜蓓佳说。
“我所了解到的，最早实行操作考试的是湖北。”姜蓓佳也介绍说，“湖北‘技能高考’以实际操作的方式，考查学生的技能水平。无论是考试大纲的设立、考场的建设，还是考试过程的管理，都已经同步慢慢建立了很多制度。”
姜蓓佳表示，各地的早期尝试，还远远没有达到能够被称为全国性“高考”的水准。高职分类考试目前还是省级统筹，录取也都“不跨省”。然而目前这些探索出来的模式，在评价的科学性上，都还各有欠缺。
“职教高考”作为一项考试，到底应该怎么考？
在调研中，有某省教育部门的受访者对姜蓓佳感慨，目前技能考试的内容，与专业教学标准的全覆盖和对接“做得不是特别够”，有的学校可能出现考什么就教什么，不考就不教的情况。
姜蓓佳认为，“职教高考”最好能与中职学业水平测试挂钩。但实际上，目前全国除了上海、福建以外，都还没有建立中职学业水平测试，即使教育部在多个政策里要求尽快建立。
“所谓的这些测试，大多数沦为简单的面试。某高职院校设计了好几个考核项目，我戏称为‘啥专业都搬砖’，其实啥都考不出来。”段东旭说，曾经，各高职院校恳求省考试院出台考试标准，但没有得到回应。
“另外，参加‘职教高考’的中专、技校、职教中心学生来自的专业不一，但要考一所高职的同一个专业，到底该考察什么技能？比如中专学了烹饪，到了高职可能选择了汽车专业，这两个咋考核？目前的文化课考试，也是最简单的考试了，作文要求不低于300字，好像比初中的要求都低。”段东旭再次感慨。
目前，“职教高考”的考试方式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文化素质的部分“很好讲”，语数外考试用常规的笔试就可以进行。
但职业技能考试“很难做”，各个地方目前的探索进度也“非常不一致”。有的省份已经有了操作考试，有一些省份则是用笔试的方式进行技能考试。据姜蓓佳了解，甚至有些省份压根没有技能操作考试，仍然在用语数外成绩对职校生升学进行考核。还有的地方，则是把操作考试交给各个院校自己去进行，无法保证其公平公正性。
另外，中职生往往只能考取省内的本科或者高职，能选择的本科学校也比较一般，不像参加现行高考，考生有去省外还有去顶尖大学的机会。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肖冰也认为，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考试，仍然是“分类考试”，是在普通高考制度框架下，以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为主渠道的修正补充。
她提到，想要建立真正意义的、与普通高考并行同效的“职教高考”制度，还需要解决谁来组织考试、考试内容怎么设计、录取批次与方式这3个核心问题。
“现行的分类考试招生，对学生选择的限制非常大，无法跨学校，甚至也无法跨专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呼吁，把职教高考完善起来，为职校生搭建一条升学通道的原因。”魏荷琳也这样对记者说。
“当初设计‘职教高考’的初衷有一条，就是‘改变一考定终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段东旭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提到，目前各省都存在一个现象，即“参加了3月分类考试（也叫单独招生——记者注）的同学一旦被录取，就不能再参加普通高考”，也就是说，不管是3月的分类考试，还是6月的高考，只能考一个，“依然是一考定终身”。
他还注意到，各高职院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招生宣传，也催生了和考试相关联的一些产业，比如单招培训，即公司代为宣传和拉拢生源，中学教师将参加“职教高考”的学生进行所谓“贩卖”等现象。在段东旭看来，这种培训根本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单招录取率“几乎是100%”。
“如果招生还是按文化课成绩来招生的话，总有一部分学生的文化课成绩要比其他人差，后面这部分学生哪去了？都还在职业院校。”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副书记王寿斌希望整个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能够让学生优先思考这条路适不适合自己，不是因为文化成绩不好而只能去职业院校。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高职院校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却没有同步建立起与自身类型相匹配的考试招生途径。”姜蓓佳对记者感慨，当时，高职院校主要以普高毕业生为生源，从现行高考中录取学生且录取批次位于最末端，这使得高职教育作为“承接扩招学生就读高等教育的主力军”，到头来，却被冠以“次等教育”的污名。
“与此同时，现行高考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依然以学科知识考查和统一笔试为主，并没有照顾到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特质，导致现行高考和高职教育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彼此‘相看两厌’却又‘无可奈何’。”姜蓓佳说。
“现在，职业教育提倡要就业与升学并重，现实中，很多学校就变成以升学教育为主了，职业院校的职业性特色就没有了。”王寿斌告诉记者，据他了解，现在许多学校全校都抓升学，就业相对就受到影响了，为了考得好，很多学校把优秀的老师都安排到了“升学班”。
王寿斌给“职教高考”的现状总结了“三个不平衡”。首先是报考人数跟招生计划之间的不平衡，有些专业的报名人数几乎翻倍，而招生计划的增幅并未同步增长或调整；其次是专科跟本科之间的录取要求不平衡，高职专科录取基本都是省控线200分，而本科录取线则相当高；最后是不同专业之间的不平衡，计算机专业的高职计划奇高，而纺织服装、体育、药品等专业则非常少。
对于“职教高考”改革，王寿斌直言，“目前还没有操作性较强的方案，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
“改革要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姜蓓佳说，“‘职教高考’制度的构建需要通过一系列规则的设计来对相关参与主体的行为和关系进行协调。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职教高考’作为一项制度究竟应该怎么建立，怎样才能从理想现实的平衡中提出‘职教高考’的基本构想与实施路径。同时，增强‘职教高考’与现行高考之间的良性互动。”
“希望未来在职普融通的最新政策要求下，通过职教高考与现行高考之间的协同，进一步发挥考试招生制度指挥棒作用，共同推进学历、能力和贡献等值同效，让具有不同禀赋和需要的学生，能够在通往不同层次教育的过程中多次选择、多样成才。”姜蓓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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