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雍正发病，但照常处理政务。次日，两位皇子即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朝夕侍侧。到晚上七点（戌刻）后，雍正病势急转直下，已近危重，急召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到寝宫前，鄂尔泰和张廷玉恭捧雍正御笔亲书密旨，宣布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为皇太子，即皇帝位。第三天，子时，即凌晨一点，雍正去世。
根据《实录》及《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在一天多的时间内去世，文献没有记载病因，属于暴亡。
雍正去世同其即位，构成雍正身上的两大谜案。自其去世至今，史家及文学家费尽心力，试图求得历史真相，但仍疑点重重。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疑点：
雍正去世有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被吕四娘刺杀一说是否可信？
雍正是否真的死于丹药中毒？
雍正去世有特别的事情发生
雍正去世，官方《实录》及《雍正朝起居注册》均只记寥寥数语。而现场有两位目击证人，留下了记载。一位是雍正在十三年间朝夕不离的大学士张廷玉。向来谨慎的他，在私人日记里有两处非同一般的记载。一处是讲他“惊骇欲绝”。
八月二十日，雍正发病，但仍然照常处理朝政，张廷玉每日进见，未尝有间隔，这说明雍正的病情不影响办公。可是到了二十二日接近二更鼓的时候，即晚上九点多，张廷玉刚要就寝，忽然听到非常急促的宣诏声音，他不敢怠慢，立即起来穿上衣服。当他亟亟乎赶到圆明园时，发现三四个太监已经在圆明园的西南门等候，他在太监的引导下来到雍正的寝宫，这才知道，皇帝已经处于弥留状态。白天还正常召见，怎么突然这样子呢？张廷玉为此“惊骇欲绝”。
这时，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一等公丰盛额、讷亲、内大臣海望先后来到寝宫，他们一同至御榻前向皇帝请安，但皇帝已经人事不省。张廷玉等人一起退到寝宫外面，在阶廊下焦急万分地等待太医抢救，无奈回天无力，进药罔效，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
张廷玉
与官方《实录》不同的是，张廷玉记述的雍正患病时间早了一天。但两处都记载雍正照常处理政务，说明雍正根本没当回事。张廷玉讲他每日进见，未尝有间，是指二十一、二十二日两天，雍正仍在处理政务，这与《实录》记载两皇子朝夕侍侧有不同。
最令人不解的是，如果雍正只是因病重去世得突然，不会令张廷玉“惊骇欲绝”。因为他两天前已经知道雍正得病，莫非他看到什么“惊骇欲绝”的场面？
在太监找到雍正传位弘历的密诏之后，按照当年康熙帝去世之例，敬备黄舆恭请大行皇帝回宫，关于这一点张廷玉又一次记述了“异常”：
仓卒中得官厩驽马乘之，几至蹶踣……至申时大殓……廷玉一昼夜水浆不入口。——《澄怀主人自订年谱》
这段记述更使人感到，宫廷对雍正之死毫无准备，乃至于连一匹好马都找不到。而朝夕侍侧的两位皇子，怎么也没有任何准备？
《世宗宪皇帝实录》也是由张廷玉总撰，与他的私人著述大体吻合，细节不同。
再看鄂尔泰的记述。曾数度接触鄂尔泰的袁枚，为鄂尔泰撰有《行略》一文，其中叙述的雍正去世情节就更奇了。八月二十三日夜，清世宗升遐，召受顾命的，只有鄂尔泰一人。
公恸哭捧遗诏，从圆明园入禁城，深夜无马，骑煤骡而奔，拥今上登极，宿禁中七昼夜始出。
袁枚的记述当得自鄂尔泰。但他把雍正去世时间写成二十三日夜，并说顾命者唯有鄂尔泰一人，都不准确。
但从圆明园到大内的“惊慌万状”，又完全可以与张廷玉的记述相印证。鄂尔泰还不如张廷玉，他甚至连一匹驽马都没有，而骑了一头拉煤车的骡子。这头骡子可能很瘦，把鄂尔泰的大腿硌得髀血涔涔而下，可鄂尔泰竟全然不知，这肯定是发生了突然的事情。鄂尔泰“宿禁中七昼夜始出”，与张廷玉所记的“四鼓即起，五鼓入内。自后以为常”又相互印证。四鼓是凌晨1—3点，五鼓是3—5点。即便雍正死得突然，但每天夜半而起，又以为常，就多少有些不正常。
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雍正是突然死亡，因而就产生种种说法。这些说法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雍正不是正常死亡。其中流传最广，甚至为有的史家采信的，是吕四娘刺杀一说。
吕四娘
被吕四娘刺杀一说是否可信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两个方面的情况。
一是查抄吕留良家后裔的情况。换句话说，吕四娘能不能逃脱？
二是圆明园的警卫情况，即吕四娘有没有机会进入圆明园下手？先看查抄吕留良家后裔的情况。
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孙女。这涉及雍正六年曾静策反岳钟琪案。在审理过程中，雍正“出奇料理”，置正犯不惩治，而将受其影响的吕留良以大逆罪判处，家属连坐。
吕留良家至少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彻底查抄，执行者就是浙江巡抚（后升总督）李卫。其间，雍正多次下密谕，使得查抄越发严厉。
吕留良家是浙江桐乡衣冠大户。他有九个儿子，除第八子早夭，到李卫查抄时，有七房子孙，儿子辈以“中”字派名，孙子辈以“懿”字派名，曾孙以“为”字派名。长子吕葆中是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榜眼，即一甲第二名进士，随即授翰林院编修，但第二年即康熙四十六年，受一念和尚案牵连，忧郁而死。次子吕时中是监生，三子吕宏中、六子吕甫中、七子吕立中，都是生员，查抄时均已死去。只有四子吕黄中，九子吕毅中仍健在，两人都是秀才。
吕留良长孙吕懿历，是吕葆中之子，他多年在外，是雍正癸卯科拔贡生，但因康熙四十七年大岚山伪朱三太子案，被调查多次，并被拿到钦差大臣处审问，在山东抓获伪太子后，与之夹审对质，不久经刑部复议释放。因而李卫也将吕懿历作为要犯押解。
吕留良
档案显示，为免走漏风声，第一次查抄时，李卫没有多带兵役，而是以内廷纂修史馆购求遗书为名来到吕家，当即将吕留良的亲属子孙，暗暗查出，随即将其书籍查抄。吕氏子孙除自幼故绝外，现有七房，老少大小共二十三人，将与张熙见面的第四子吕黄中，留宿张熙的第九子吕毅中，以及长孙吕懿历严押另咨解部，并将吕留良已故四子之家各拘其孙一人，即将吕懿正、吕懿刚、吕懿珏、吕懿琬收禁，其余吕留良的孙子交地方官加紧看守，候旨提拿。这是第一次查抄。
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李卫在吴江县境内接到雍正密谕，命将吕留良家口子孙查点清楚，分别大小监禁看守。随即开始第二次查抄。此次将应缘坐的吕留良“懿”字辈孙子，年十六岁以上共十七名，十六岁以下两名（懿林、懿兼）查明监禁。按照大清律例，曾孙不在缘坐之列，但考虑到吕留良乃“罪恶滔天”，故李卫将吕留良曾孙年十六岁以上者四人，及“髫齿襁褓”之“先”字辈吕服先等十五人，亦行查出，分别监禁看守，并将过继所生也一并查出监禁。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查抄，仅牵连到吕留良家男性，但第二次查抄，包括了吕留良家的所有女性。因为雍正已经明确告知李卫，他是要把吕留良作为大逆罪处罚的，因此连吕留良的坟茔李卫都安排人看守。
尽管如此，这两次查抄还是不够彻底。到雍正八年六月，雍正已听闻吕留良家有女子逃出之事。他当即给李卫发朱笔密谕：
闻有吕氏孤儿之说。当密加察访根究，倘吕留良子孙或有隐匿漏网者，在卿干系非轻。此旨不可宣露。
雍正有非常强的谍报系统，且雍正的话很重，如果隐匿、漏网，李卫干系非轻。李卫不敢疏忽，又进行了第三次秘密查抄，也确有很大进展。吕葆中有个继妻曹氏，年六十八岁，因从前削发为尼，在南阳庙出家，未经入册。续又查出，吕留良家所有男性，现存、已故的娶过的妻妾，劳氏等二十四人，及“未曾许字之女四人”（即未订婚的女子四人），加上出家的，共二十九口，一并听候部示。
但从李卫写给雍正的多道密折上看，吕留良家可能有女子在第一次查抄后逃出，不然，雍正也不会得知“吕氏孤儿”之说。因此不能排除吕留良家有女子逃出。
雍正八年六月，雍正给李卫的朱笔密谕中警告，“倘吕留良子孙或有隐匿漏网者，在卿干系非轻”，并强调，“逆贼吕留良戮尸旨到，若留寸骨于世亦使不得。不可草率办理”。
雍正在雍正八年七月的朱批中说，吕留良“此人乃朕君父宗社之仇”。
胡适、黎东方都认为，民间盛传的雍正遇刺说并非无稽之谈，不能排除。《清代通史》的作者萧一山援引上面雍正发给李卫的朱笔密谕，认为广为流传的吕留良孙女吕四娘刺死雍正一说，未必全无根据。还有人提出一个佐证，说清宫制度，侍寝妃嫔要赤身裸体裹在被中，由太监背到皇帝寝宫，这一规制是雍正以后才制定的。
尽管严厉查抄吕留良后人，历时近两年，但当时就有不少人公开为吕留良鸣不平，甚至上疏反对雍正的做法，也有人因此被处死。这说明在民间确有不少吕留良的支持者。由于吕留良所写士子文是江浙士子科举考试的最佳教材，难免有同情者将其后人藏匿。
当时有许多人同情吕家还有一事可以说明。就是当时吕家年龄不及十六岁的孙子辈被发配宁古塔为奴，但在乾隆时却有人为其捐纳监生，而且，礼部也发了监照。
笔记小说中的吕四娘与吕留良后人的真实遭遇很像。传说吕四娘是吕葆中的女儿，父亲去世，母亲出家，查抄时因在安徽乳娘家中，幸免于难。她母亲出家为尼后，她跟随江湖大侠甘凤池学艺。后来选秀女，混入宫中，得以接近雍正，取其首级为家人报仇。这里的若干情节，与李卫密奏相符。即吕葆中继妻曹氏年六十八岁，出家为尼，因而没有入册。如此一来，与雍正得到的“吕氏孤儿”的消息很像。吕葆中康熙四十六年死，曹氏出家应该在此后。如果有女儿，查抄时她的年龄二十岁，之所以不在名单中，唯一的可能即寄居他乡。
圆明园西洋楼透视图铜版画
再看圆明园的警卫情况。
自雍正四年起，雍正每年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在圆明园。加上允禩、允禟这些人对他的敌视，使雍正将圆明园的警卫力量设置得非常强，雍正时圆明园警卫已多达六千人，四周有一百四十多个堆拨，即岗哨，还有绿营在外巡逻，可谓插翅难进。
史书上还留下雍正侦缉的一些记载，说明他具有非常强的防范意识。雍正二年六月，他访闻闽浙总督满保有庇护下属之事，令其不徇情面参劾，他写御笔给满保说：“朕之耳目，实心访察之处，大概年余，天下亦皆知也。朕断无据一二人无稽之谈，数千里外之事，一闻即孟浪乱举之主也。”他特别强调：“当日藩邸时，朕从不留心闻听，今居此位，不得不如是也。”昭琏的《啸亭杂录》记载：
雍正初，上因允禩辈深蓄逆谋，倾危社稷，故设缇骑，逻察之人四出侦诇，凡闾阎细故，无不上达。有引见人买新冠者，路逢人问知，告其故。次日入朝，免冠谢恩，上笑曰：慎勿污汝新帽也。
又说：
王制府士俊出都，张文和公荐一健仆，供役甚谨，后王将陛见，其仆预辞去，王问何故，仆曰：汝数年无大咎，吾亦入京面圣，以为汝先容地。始知为侍卫某，上遣以侦王劣绩也。故人怀畏惧，罔敢肆意为也。
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说：
雍正中，王云绵殿撰元日早朝后归邸舍，与数友作叶子戏，已数局矣，忽失一叶，局不成，遂罢而饮。偶一日入朝，上问以元日何事，具以实对。上嘉其无隐，出袖中一叶与之曰：俾尔终局。则即前所失也。当日逻察如此。
综合以上两方面，不能排除吕留良家有女子逃出，但即便如此，这个女子也难以在壁垒森严的圆明园下手。因此，吕四娘杀死雍正之说，似乎可以排除。
既然如此，雍正究竟是怎么死的？
雍正是否真的死于中风或丹药中毒
历史学家向以严谨称，因此一般对野史传说不予采信。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提出，雍正死于中风，但没有提供依据。近年学者多倾向于认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
这有三个“证据”。:
第一，雍正大病后，迷恋丹药。雍正七年冬，雍正开始患病，时好时坏，似疟非疟，腹胀难以卧床，无法安睡。到了雍正八年，他病情加重，夜间不能熟睡达两个多月，下颏还长了疙瘩。他对鄂尔泰说：“朕自去冬以来，睹内景外缘，甚生疑虑，虑者非为生死，所虑者恐获罪于天地神明、有负皇考大恩，为宗社之罪人也……原料经此一番，精神气血万不能复旧，便勉强支撑，恐心力有所不能也。”
四月，雍正向亲近大臣下密旨，命其访求道士。鄂尔泰于五月二十日收到密谕。原文是朱谕：“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带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也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不可视为具文从事。慎密为之。其他省也开单。”鄂尔泰称自己自幼身体羸弱，二十多年也没有遇到“异人”。
到了六月，雍正病情更重。他召见了允礼、允禄和两位皇子，还有内大臣等人，面授遗诏大意，后来还把写好传位密旨这件事告诉张廷玉。
病急乱投医。病得非常重的雍正，不怎么相信宫廷的御医了，他开始向民间求助。从此，有不少道士进入皇宫。
雍正
李卫闻得河南有一个道士，人称贾神仙。总督田文镜遂把他送到京城。这位道士，原是京城白云观道士，河南人，上年允祥曾向雍正推荐过，但雍正觉得他没有什么奇术，就赶出宫。此次贾道士二进宫，还真的起了作用。他可能使用按摩术，加之气功、催眠等术，雍正感觉特别见效。由于贾道士年底要回河南，明年春才能返回，因此雍正令鄂尔泰明年春入京，意思是要给鄂尔泰治病。他给鄂尔泰朱谕说：“八月初得遇一奇人，此老者非凡夫，实神人也。奇异处不能批谕。”
但情况急转直下。到了九月，雍正宣布贾道士是大逆之人。因他口诵经咒，并用以手按摩之术。语言尤其妄诞，竟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听我驱使”等语。雍正降旨切责，伊初闻之，亦觉惶惧，继而故智复萌，狂肆百出。雍正说他是“以妖妄之技，施于朕前。且欺世惑众，素行不端”。曾经巡抚杨宗义访问查拿，始稍稍敛迹，厥后仍复招摇。雍正指责他无君无父，难以姑容，且蛊毒魇魅，律有明条。着拿交三法司会同大学士定拟具奏。十月，将贾士芳斩立决，家属等应斩人犯监候，应为奴之妻女等，由地方官严行看守。
贾道士之死，颇为蹊跷。雍正觉得他的方法见效，为什么还要处死他？可能是雍正担心贾道士出外乱讲他的病情，并借此撞骗。否则就无法理解他还要在圆明园等地大肆炼丹并一再服用了。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据《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贾道士被处死后，在宫中作祟，雍正说，余邪缠绕，经旬未能净退，命龙虎山道士娄近坦作法驱除。娄近坦将木符安放在雍正经常待的养心殿、太和殿、乾清宫。因其“为朕设坛礼斗”，又以符水解退，余邪涣然冰释，朕躬悦豫，举体安和。赐娄近坦龙虎山四品提点，司钦安殿住持。
第二，雍正自己炼丹，服用且赏赐大臣。
现存档案证实，雍正不但亲自动手炼丹并服用，而且感觉有效果后，还赏赐大臣。雍正十年六月，他在田文镜的密折上朱批：“朕安，从来夏令未似今年之好，卿好么？”他同时赏给田文镜丹药，并说：“此丹药放胆服之。有益无损之药。朕甚见得的确者。”田文镜于八月初三上密折奏谢：“宝丹出自御制，原系罕有难得之至宝。臣蒙恩赐，殊属逾分。臣实放胆服食，并无丝毫疑虑，近来精力渐加，何莫非丹药之效也。”雍正还赏赐给鄂尔泰，并与他详细讨论服食方法，鄂尔泰服用一个月后，奏报“大有功效”。雍正六年，雍正令通政使留保访求宋朝著名道士紫阳真人后裔，有意为之重建道院，还特别赞赏真人“发明金丹之要”。
雍正八年以后，由于得了一场大病，加上允祥去世、京城大地震，雍正不像以前那样每天忙于政务了，他的身体和年龄也吃不消。这时起，他更注重养生，注重历代帝王所追求的长生不老之道。
雍正八年二月，四川巡抚宪德密奏成都府仁寿县有个老人名叫龚伦，年近百岁还健步如飞，更奇的是，龚伦八十六岁时，其妾还能生子。雍正得奏，命宪德不动声色，优礼荣待，安车送到京城。类似这样的事情绝非个案。
雍正确实在宫中养了不少道士，他和道士的交往之事也确有不少。炼丹的地方，除圆明园外，还有南薰殿。
第三，乾隆还没有登基就驱逐道士。
雍正于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去世，大行皇帝的遗体随即奉到乾清宫。二十五日，还没有举行即位大典的乾隆就发布两道谕旨，一道是谕宫廷太监的：“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
一道是命都统莽鹄立驱逐道士：“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令莽鹄立传旨宣谕。伊等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久为皇考之所洞鉴。兹从宽驱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拏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这两道谕旨有所关联，但都指向当时宫中的各种传闻。而驱逐道士种种，可以从反面理解，这或许和当时就有种种雍正之死的传闻有关。
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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