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在哪里？

每经特约评论员 陈 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嘉华教授）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找到了破解当下复杂严峻形势的切入口。然而，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何在，又如何驱动？笔者以为，为了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需要完整地解读并落实“驱动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这个当下的紧迫课题。

短期动力来自最终消费

宏观经济学是动态经济学，时间变量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最重要变量之一。因此，短期和中长期构成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框架。经济活动的源动力就有短期和中长期之分。人们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是短期经济活动的源动力。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3.2%。其中，投资的贡献为5.01%，净出口的贡献为0.53%，消费的贡献是负的，为-2.35%。还要提及，今年1~6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3.1%，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8%。今年4月份以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增速均为正值，6月为4.8%。这些数据清楚地说明，目前的中国经济，供给已经得到恢复，并表现出较强的增长态势，但需求仍然弱势，其中的消费需求更是如此。这当然有疫情冲击，消费者活动受到限制的影响，但不难发现，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中居民消费这块短板一直没有完全补上。消费的源动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

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提出，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

我认为，目前，保基本民生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是促进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两个重要途径。首先，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消费最终依赖收入增长，没有收入的稳定增长，扩大消费就是无源之水。老百姓的收入一般分为四个部分：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前面三块收入都有不同程度下降，或受到较大影响。因此，当下一个重要补救措施是增加转移性收入。一方面，要在足额、按时发放城乡低保金和失业救济金的基础上，研究发放“抗疫”现金津贴等。另一方面，要通过深入调研和测算，较大幅度地提高城乡低保金和失业救济金标准。由此，将在保基本民生的同时拉动消费。

其次，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中等收入阶层是消费和消费升级的主力军。没有他们的收入增长和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就没有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主要是人力资本的收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在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的前提下，推动要素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创新活力竞相迸发。“人才是第一资源”，等价于人力资本是第一资源。人力资本是技术劳动和管理劳动的载体，它和技术、企业家精神，同为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提高人力资本参与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进而提高人力资本参与分配的比重，将为消费增长和升级作出重要贡献。

投资也是极为重要的内需。有效投资既是现实需求，也将为转化潜在需求创造条件。近来有一个热词“新基建”，它讲的主要是数字基础产业的投资。当然，重要的投资领域还不止于此，还要加大绿色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基础产业的投资，在增加短期需求的同时，改善中长期供给并满足未来较长时期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新需求。

中长期动力是改革创新

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为了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结构调整、科技创新，以及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都被作为重要事项，需要一一加以落实。

以创新驱动为指导思想，并以创新的方式投入生产要素，主要是人力资本、技术和企业家精神，是中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源动力。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创新以及投入要素的效率都与深化改革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说，国内大循环中长期的源动力是深化改革，以及改革激发的创新活力。

近年来，尤其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一系列文件，如《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2017年）、《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0年）、《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2020年）等，进一步彰显了坚持市场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而且，通过完善营商环境这个抓手，这些文件的精神都在落实。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以全面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体制瓶颈，驱动创新发展，已经成为全党和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为自觉。

与中长期经济增长相关的创新，其成果集中表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出。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十二五”末和“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都超过或将超过规划预期的8%和1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19%，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主营收入的比重超过25%。所以，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目前已超过20%。2010~2018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1%，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整体快8.7个百分点，比GDP增长快9.6个百分点。更多的数据表明，近十年来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年均7.5%的中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17.1%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正是这一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增长整体下行的压力。

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分布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地区。作为产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源自创新创业。创新创业生态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具有集群的空间特征。这是被实践证明，也是被实证研究证实的事实。所谓创新生态和新兴产业集群，就是某个物理空间聚集着别的地方难以模仿的创新创业资源，并由此培育新创企业和新兴产业。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形成创新生态和新兴产业集群，这是因为，创新需要若干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如人才、资本、基础设施、创新生态，甚至气候，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具备这些条件。这些要素和条件同时存在，均衡配置，要求近乎苛刻。所以，创新集群和新兴产业集群一般生成于某个都市圈或中心城市，分布于世界为数不多的地方。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和成都等城市，有着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和新兴产业集群。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正在形成这一发展格局。正因为如此，我们坚信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健康的，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没有变，也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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