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9日下午5时45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获奖,因为她“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尽管每年的诺奖得主预测往往犹如大海捞针,“实至名归”与“理所应当”之间,还是总差着一只薛定谔的猫。得到的都让人信服,但未得到的也让人意外。而戈尔丁的获奖,让人表示信服之余不觉意外。
近年来,平等和多元性是优先考虑的事项,据说委员会提名时特别推崇这一点,而戈尔丁的研究领域聚焦在不平等和女性劳动力的议题上。当然,她恰好也是一名女性。她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是该系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10年前,她就是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席。
而自1969年该奖项成立以来,此前已颁发54次,共有92位得奖人,其中获奖的女士只有2位。也就是说,戈尔丁是有史以来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获奖者。
戈尔丁算是研究男女收入差异的鼻祖,而她最为大众所知的可能是其新作《事业与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这里讨论了一个仿佛人人都熟知的话题,为什么女性不如男性挣得多?
最为奇怪的是,尽管在发达国家相当重视平权的社会里,在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在工种选择趋同的行业里,在初始收入几乎平等的行业中,最终都会发生两性收入差异拉大。
戈尔丁追溯了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她将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分成了五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
研究发现,差异发生是因为工作的“贪婪”,即工作时间不灵活,收入与工作时长呈非线性关系。而女性因为承担了更多家庭责任,所以收入在生育后低于男性。简言之,许多工作,尤其是高收入的工作,看起来是时薪高,但其实需要的是大量额外时间的承诺。
比如,工作时间长、随叫随到、晚上周末被侵占和许多不规律不可预测的事务。而这些时间承诺干扰了家庭责任。于是,对于“必须”承担更多家庭责任的女性而言,就不得不“退居二线”甚至“退避三舍”了。
根据戈尔丁的发现,高收入群体里面男女差异最小的是药剂师,女性收入为男性的95%。究其原因,是因为技术的发展,这项工作已经完全信息化、标准化。所以这类工作的工作时长和收入关系是线性的,因而对女性没有什么影响。在实践中,也已经有所证明。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一些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发现,他们在招聘新人方面男女性平衡做得不错,但在晋升等方面女性流失厉害,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额外工作时间的强制性管理等,取得了一定效果。当今,金融机构、科技巨擘们也在做相关调整。
可以说,戈尔丁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价值,亦有前瞻性和指导性。
戈尔丁在性别歧视方面的研究,科学、严谨、公正。她曾经做过职业性别歧视的实证,在美国交响乐团选拔中采取盲选对照,发现盲选会使女性选拔率提高60%。
此外,她对于生育给女性带来的影响也非常关注。她认为避孕药给了女性自主规划人生的权利,辅助生殖技术以及医保对这些技术的不断覆盖,给了女性在生育方面更多的时间弹性,而对“女性生育能力和年龄关系”的研究,能帮助女性更好地规划人生。
这些年,权利平等似乎在世界上遇到了许多的新拥趸和新问题,男女性别平等的问题亦如此。女性帮助女性,是一定的吗?未见得。
在戈尔丁最新的研究论文中,她发现,从1905年到2023年编纂的妇女权利史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妇女争取权利取得很大进展。与此同时,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个强势妇女组织却也兴起了,其旨在反对妇女的正当权利获取。当现实比魔幻更荒谬,我们更加需要深刻的思考和分析。
在这个让人总感觉在分崩离析的国际秩序中,抛弃激进的、骇人听闻的、情绪化的、动不动就身份政治化、搞取消文化的方式,用更加客观、理性的方式阐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是整个世界都特别需要的。
其实,戈尔丁的主要观点在2014年发表的文章《性别大融合:最终章》中已经表达。正如她所说,男女角色的融合是人类上个世纪社会和经济的重大进步。但是“最后”一章必须包含什么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要承担的,或许不只是经济学领域的专业性和专注性研究,而是在整个世界变局中的历史性任务,我们将如何发展、如何融洽以及如何创造价值,同时实现每个人的价值。
戈尔丁关注历史,也关注现实,关注大萧条,也关注大流行,并关切“她衰退”。以此而言,戈尔丁获得诺贝尔奖的肯定,也是理所应当,并不意外。
撰稿 / 万喆(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