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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后四年，公元212年，曹操跟孙权，又在濡须口杆上了。

濡须口，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今安徽含山县与无为县之间，为了攻克这个小小的地域，魏国从212至252年，历时四十年、先后四次发动濡须之战，最终却在这里惨败而归。

就在公元212年的第一次濡须之战失败后，曹操感慨地说：

“生子当如孙仲谋，刘表的儿子跟孙权相比，真是跟猪狗一样啊！”

▲作为江淮流域重镇，濡须口是孙吴的力保家门之战

在两军对峙一个多月后，孙权给曹操写信说：

“春水方生，公宜速去。”

意思是说春天来了、江水渐涨利于水攻，你要懂得军事形势，然后孙权又附上一张小字条说：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占不到便宜的曹操，无奈下拿着信件跟各位将领说：“孙权不欺孤也。”于是主动撤军。

然而魏国并不死心，此后一直对濡须口发起冲击，到252年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掌权时代，魏国军队又在濡须口大败，遭遇惨败的司马昭甚至为此“坐失候”。对于魏国来说，濡须口，是个继赤壁之后的伤心地。

在魏国看来，濡须口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江淮流域，而要击败孙吴，就必须彻底控制淮河流域，争夺进入长江流域的主动权。

而对于孙吴来说，长江流域是老孙家的经济命脉，如果持续在此发生大战，必将对孙吴政权的经济基础造成重大破坏，因此最好的战争策略，就是拒敌于江北的淮河流域，为吴国提供战略纵深，避免破坏江南之地。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争方略“守江必守淮”，正是从三国时代老孙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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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七大河之一，淮河介于长江与黄河之间，在古代与长江、黄河和济水并称“四渎”，其发源于河南南阳的桐柏山河谷，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全长1000公里；而支流纵横交错的淮河流域更是跨越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和山东五省，流域面积达27万平方公里。

而实际上，作为中国南北战争的分界线，这个地点并非在长江流域，而是在长江以北的淮河和淮河流域。

中国历史进入三国时代以后，魏蜀吴三国的战争围绕着秦岭、长江一线展开，在魏蜀之间，战争的分界线主要是秦岭地区，而魏吴之间，战争的分界线看似在长江，但双方真正的争夺指向，其实明确指向长江以北的淮河流域。

对于孙吴政权来说，以孙权为首的东吴君臣，很早就看出了“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的道理，因此就在212年第一次濡须之战后六年，公元218年，为了争夺淮河流域的中正之地合肥，孙权发起了第一次合肥之战，最终却被曹魏打得灰头土脸。

在214年第二次合肥之战中，曹操手下大将张辽甚至以800步兵大破孙权十万大军，打得当时东吴老百姓每次吓唬小孩哭泣，都说“张辽来了”，小孩立马就不哭了。

此后一直到253年，孙吴政权历时35年前后发起了五次合肥之战，而跟四次濡须之战相反，东吴的五次合肥之战最终却以惨败而归告终。

▲合肥，是控制淮南地区的要冲

当时，魏吴两国长期在淮河一带相持、互有胜负，对此魏国名将邓艾（就是后来率兵进入成都，攻灭蜀汉的邓艾）向司马懿献出高招说，魏国与东吴连年征战，而战线基本僵持在淮河一带，但战事要持续，粮食运输和土地耕耘是基础，因此他建议在淮河南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屯垦，最终灌溉农田二万多顷，使得淮河流域成为曹魏进攻东吴的先锋阵地，最终为西晋灭亡东吴，奠定了经济与军事基础。

而将淮河流域彻底视为战场、没有进行开发利用的东吴政权，则在280年最终被西晋所灭。

在淮河流域争夺战中，作为曹魏的继承者，司马家族最终笑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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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与秦岭并列的中国南北分界线，淮河流域北部与黄河连为一体，南部则与长江连为一体，因此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政权，都将淮河视为本流域的自然延伸部分，也因此，秦岭淮河流域不仅成为了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而且更是成为了中国南北军事、政治分界线。

与东吴政权因为失去淮河流域导致亡国不同的是，东晋以及后继的南朝刘宋、萧齐、萧梁帝国，则因为夺得了淮河流域的主动权，而得以与北方实现了持续两百多年的对峙，甚至时不时在战争中获得主动权。

对于北方政权来说，从北方南下，秦岭险峻并不是最佳选择，因此淮河就成了必选之地，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已经统一北方的前秦皇帝苻坚发动南征，耗时一年最终在379年先拿下了淮河流域的重镇襄阳，四年后的383年，前秦从淮河西部到东部，前后共部署112万大军南下，随后在淮河流域历史上争夺最为激烈的寿阳（也称寿春，寿县），发生了淝水之战。

从两淮流域的防御体系来看，两淮战场可以分为淮东和淮西，其中淮东根本在扬州，它以淮安、盱眙为门户。淮西根本则在合肥，其中凤阳、寿县是藩屏。

从襄阳沿着淮河流域东进的前秦大军，首要的攻击地很自然地指向了淮西的藩屏寿阳，而根据统计，截止公元1600年以前，中国历史上发生过30次以上战役的地方除了长安、洛阳和南京，寿阳（寿县）排行第四，合肥第五，湖北襄阳第六，甘肃临夏第七，江苏徐州排行第八，河南开封和南阳分列第九和第十。

由此也可见，作为淮河流域重镇，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名不见经传的寿阳（寿县），在古代战争史上的地位之重要。

▲今天似乎默默无闻的寿县，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兵家必争要地之一

面对前秦大军，吸取了东吴亡国教训，已经在淮河流域耕耘多年的东晋政权，最终依靠着在淮河流域开发训练的8万“北府兵”大破前秦的百万大军，此后东晋趁机北伐，直接将国界推进到了黄河以南，从而为此后长期的南北对峙奠定了基础。

淝水之战后二十年，倚靠着淮河流域的精兵北府兵，刘裕甚至不仅一度收复洛阳和长安，甚至率兵攻灭南燕、后秦，兵锋一度进入山东等地，达到了南朝时期的军事巅峰，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建立在淝水之战后，南方政权控制、经营淮河流域的基础上。

然而到了刘宋后期，公元436年，宋文帝刘义隆由于猜疑、诛杀了北府兵最后一位名将檀道济，临死前，檀道济愤怒大喊说：

“汝乃自毁万里长城也！”

檀道济死后，北魏君臣立马相互庆祝说：

“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

檀道济死后，淮河流域的屏障北府兵逐渐瓦解，檀道济死后15年，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大军甚至进攻到了与建康（南京）隔江相对的瓜步，对此，宋文帝刘义隆登上石头城北望感慨地说：

“如果檀道济还在，怎么会到这个地步！”

而失去了淮河流域主动权的南朝各国，从此步步进入守势。

到了南朝梁武帝时期，梁武帝为了夺回淮河重镇寿阳，甚至耗费两年时间在淮河修筑了一道拦河大坝，并于公元516年扒开大坝水淹寿阳城，结果由于北魏军民提前转移，这次水淹寿阳不仅没有伤害到北魏军，相反反而使得梁朝好不容易夺回的淮南地区“缘淮城戍村落十馀万口皆漂入海”，造成了一出人间惨剧。

到了梁武帝后期的公元548年，东魏叛将侯景从寿阳起兵南下，一年后攻占梁朝首都建康（南京），梁武帝活活饿死。侯景之乱后，梁朝在长江以北的淮南领土几乎全部沦丧，此后，失去淮河流域屏障、代梁建立的陈朝成为南朝四国中领土最少、实力最弱的朝代。

而在北方夺取淮河流域、奠定北强南弱的局势后，陈朝最终如东吴一般，走上了覆灭的道路，被代北周而立的隋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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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古代南北方政权来说，在作为各自政治中心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决战，都不是理想之地，也因此，相对远离核心区的淮河流域，也就成了南北争战的主战场。

也因此，所谓“守江必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也成为了历代南北政权的至高战略。

▲淮河流域控遏南北

唐朝安史之乱后，江淮流域各地藩镇割据，断绝了江淮流域的财赋贡献，使得长安政权岌岌可危，其中作为淮西节度使的吴少诚家族更是割据淮西长达三十年。

在此情况下，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7年），唐朝名将李愬最终在大雪之夜奇袭淮西重镇蔡州，并俘虏了当时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结束了淮河流域长达三十多年的割据。

此后两年，唐宪宗东征西讨，一度结束了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出现的藩镇割据局面，使得唐朝一度出现了“元和中兴”的有利局面。

唐宪宗后唐朝藩镇复兴，到了唐朝末年的公元897年，控制淮河流域的杨行密与控制中央朝政的朱温为了争夺淮河流域，又爆发了清口之战，最终朱温战败，此后，一直到后周世宗以前，中原地区都无法再控制江淮流域和东南地区。

被称为小型淝水之战的清口之战，最终也成为了奠定五代十国四分五裂局面的重要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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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历时38年的宋蒙襄阳之战（1235-1273年），随着南宋战败丢失江淮流域，最终也极大改写了此后中国史的走向。

公元1234年，稀里糊涂的南宋与蒙古联合攻灭金国，在消灭障碍金国后，此后蒙古人频繁南下，对作为淮河流域和汉水重镇的襄阳发起了持续达38年之久的攻城战。

由于荆襄地区守卫森严，期间蒙古人一度希望能从四川入手，然后再溯长江而下进攻南宋，然而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围攻四川钓鱼城时兵败殒命，此后，蒙古人最终改变策略，到了忽必烈时期，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了攻灭南宋的战略：

“先攻襄阳，撤其捍蔽！”

“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

作为南宋名将孟珙的老部下，刘整深谙南宋帝国的命脉之所在，而随着刘整的叛逃献计，驰骋亚欧大陆，但在此前二十多年攻宋战争中却始终找不到北的蒙古人，才终于建立了攻灭南宋的至高战略。

此后，宋元战争进入到了新阶段，忽必烈则耐心布局，最终历时六年，终于在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攻下与襄阳一江之隔的樊城，迫使襄阳守将吕文焕力竭降元。

襄阳失守后三年，蒙古军又顺着江淮流域步步推进，最终于1276年攻占临安，又三年后，随着南宋最后的十万军民在1279年的崖山之战中失败，不甘屈服的陆秀夫最终背着宋帝昺在广东江门海域跳海自尽，至此，南宋最终灭亡。

而追究这场持续了整整48年的宋蒙战争（1235-1279年）的核心转折点，就在于忽必烈采纳了南宋叛将刘整提出的“取荆襄、夺淮河”战略，失去了淮河流域屏障的南宋帝国，最终彻底覆灭于崖山的怒海波涛之中。

▲襄阳失守后，南宋的江淮流域全部暴露在蒙古军锋线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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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末年，随着满清的入关南下，希望为南明政权振兴天下的大儒顾炎武，在详细考查了立足于东南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八代政权的成败兴亡后，提出了“厚荆襄”、“阻两淮”的东南立国之本，然而，随着南明政权的最终溃败，顾炎武的战略构想也最终付诸东流。

1948年淮海战役之前，白崇禧也向蒋介石提出了“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构想，但在解放军的迅猛攻势下，内部分裂的国民党军队迅速土崩瓦解，从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仅仅耗时两月的淮海战役最终彻底摧毁了国军在淮河流域的势力。

随后，国民党军队李延年第6军团、刘汝明第8兵团放弃了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撤往江南，而失去了淮河流域的军事屏障，国民党军最终在南方一溃千里，而失淮河则失天下的古训，最终在淮海战役后再次得到验证，随后，解放军在没有经历重大战役的情况下节节推进，顺利解放全国。

而从212年曹魏孙吴的濡须口之战开始，到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历史最终以无数的兴亡成败，验证了淮河流域在中国南北方军事战争中的至高地位，所谓“得淮河者得天下”，历史诚不我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