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锦衣卫和东西厂

近几年来，影视上频繁出现关于锦衣卫和东西厂的题材，明朝厂卫的知名度有所提升，但大都是属于戏说的，并且还常有离谱的夸张和肆意的渲染，这让观众对于明朝的厂卫印象非常混乱，不知道真实状况到底是如何的，所以，关于锦衣卫和东西厂，很有必要进行真实地阐述，并客观进行评论，让大家对明朝厂卫有比较真实的了解。

首先，明朝的锦衣卫和东西厂是制约内阁，监控百官的重要组成机构，是强化皇权专制的很有效的统治工具。

明朝初期，朱元璋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地设置巩固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其重要措施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废除丞相职务。洪武十三年（1380年），丞相胡惟庸谋反伏诛，朱元璋便废去了丞相职务，命子孙不得复立，秦、汉以来实行一千六百多年的丞相制度自此被废除。明朝中央没有设丞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如此一来，中央政府中，相权与皇权便合而为一，明朝皇帝大权独揽，这在世界历史上，或许只有法国的路易十四可以与之相比拟。其二，立军卫法。在全国建立卫所，控扼要害；中央设大都督府，后来又改为五军都督府，成为最高军事机关，掌管全国卫所军籍；可是，调兵权却不在大都督府，而是由兵部来掌管，遇有战事，兵部便奉皇帝旨意调动军队，任命领兵官员，发给印信，率领从卫所调发的军队出征，而战争结束后，领兵官便缴印于朝，官军各回卫所。如此的军权设置，使统军权（都督府）与调军权（兵部）分离开来，而且，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尽可能保证皇帝对全国军队的牢固控制。其三，设置内阁。丞相被废，但国事繁多，皇帝无法处理，洪武十五年（1382年）九月，原辅佐朱元璋草拟文稿的“四辅官”被罢免，朱元璋仿照宋之殿阁制设立了内阁，皇帝开始有了正式的辅佐机构，皇帝不再被杂务缠身，身边又了秘书、顾问机构。

其实，明朝的内阁是建文四年（140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咨政机构，起初，内阁大学士只具有顾问身份，而很少有参决的机会，决策权仍掌握在皇帝手里，但是，永乐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兼管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权力进一步上升，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政务决策程序。其主要流程是，全国呈上来的奏章，经由通政使司汇总，再由司礼监呈报皇帝览阅，之后，便下转至内阁，由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此时，阁僚的地位日益受尊崇，内阁的权力不断增大，到明世宗中叶，夏言、严嵩等人执掌内阁，其权力之大可压六部，此后，内阁首辅成为事实上的宰相，“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内阁权力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对皇帝产生了制约，同时，文官集团的崛起和成熟，也逐渐成为左右朝廷政策的强大力量，弘治之后，皇帝文官集团的意见会约束皇帝，皇帝没有像以前那么自由了，而且，以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的言官队伍，也变得很厉害，这些官员品位虽卑，但政治地位却很高，他们积极参与各种政事，对上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对下弹劾、纠察百司、百官，并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这也成了牵制皇权的一种力量。在此状态下，皇帝感到权力受到了抑制，于是，皇帝强化了情报机构的权力，用以对付内阁和言官队伍，而明朝的厂卫便是在这种状态下得到发展和壮大的。

皇权专制历来都是靠朝中力量的互相制衡来实现的，因为只有朝廷的各种力量互相牵制，才能防止朝中大权旁落的，在皇帝看来，内廷权力的扩大有利于制约内阁和言官，如此一来，在明代的政治管理中枢中，权力就分开了，内阁有票拟权，而司礼监却有批朱权，这是一种权力分离的内外互相牵制的双轨制。而在具体的朝局中，内阁与司礼监，首辅与宦官到底哪一方占据了权力的主导地位，这要看双方地位的特殊性和双方的本事大小，而其中，皇帝支持哪一方起来很关键的重要。朝廷中，皇帝，内阁首辅，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三方经常处于激烈的角逐中，他们竞争不断，但其间也有过维持相济，有结合也有分化，三方力量对权力的争夺是无休止的。当皇帝宠信司礼时，掌印太监便夺取了内阁的权力，专权朝政，不可一世，如刘瑾、魏忠贤时期，内阁力量变弱；而当权相受到了皇帝的支持，内阁首辅便胜过了丞相，独揽朝纲，权倾朝野，如严嵩、张居正时期，宦官相对没有那么强势。当然，内阁大学士的票拟最终要通过皇帝的朱批，而司礼监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总的来说，内阁是越来越受制于司礼监，内阁为司礼监所扼制，所以，即便是如严嵩、张居正那样地位显赫的权臣，也还得讨好司礼监，张居正也只有与冯保联手，才能成就大事。这是明朝厂卫之做大做强的显著表现。明朝的厂卫是抑制内阁，打击言官，控制百官的极为重要的专制工具，是巩固皇权专制的有效工具，所以，明朝的特务机构特别发达，成了明朝政治体制的一大特色。

锦衣卫剧照

其次，锦衣卫和东西厂有各自的演变过程，而作为皇帝巩固皇权的专制工具，其制约百官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

第一，锦衣卫创立的时间最早，历经长期演变，是明代最有代表性的情报机构。

（一）锦衣卫创立于明初，立了又废。明王朝建立初期，明太祖朱元璋设立了“拱卫司”，隶属于都督府，负责管理校尉，后来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负责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裁撤了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自此，锦衣卫正式设立。朱元璋设立锦衣卫完全是为了加强皇权专制集权统治，所以，当时朱元璋为锦衣卫规定了三个职责：一是守卫值宿；二是侦察与逮捕；三是典诏狱。所以，在锦衣卫下面又设了镇抚司，赋予巡察缉捕之权；在侦破“胡惟庸党案”“李善长党案”“蓝玉党案”等案件时，先后杀戮四万多人，锦衣卫是主要的办案力量。在当时，对于锦衣卫特别是其下属的镇抚司并没有规定其严格的实施制度，朱元璋认为锦衣卫依势作宠，滥用职权，而且，使用锦衣卫是“法外用刑”，这并非守成之君应有之法，所以，洪武二十年（1387 年），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所押囚犯转交刑部审理，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镇抚司再也没有权力掌管刑狱，内外刑狱全归三法司审理，锦衣卫被完全废除。应该肯定，朱元璋此举是正确的，可惜，后来锦衣卫又恢复了。

（二）永乐年间，锦衣卫得以恢复，其权力之前更大。

燕王朱棣反对削藩，以“清君侧”名义发动政变，赶走了建文帝，当上皇帝。朱棣政变上位，自然遭到建文旧臣的强烈反对，为了肃清政敌，朱棣需要有一支值得信任的嫡系部队来执行清除反对派的任务，于是，永乐初年，朱棣便恢复了朱元璋所废除的锦衣卫，让锦衣卫来执行铲除异己的任务。比如，诛方孝孺九族的便是锦衣卫。朱棣登基时，找当时著名的文臣方孝孺来起草登基诏书，可是，方孝孺誓死不从，朱棣大怒，想起此前方孝孺帮助建文帝处处与他为难，便威胁要诛方氏九族，方孝孺很倔，大怒回应说诛十族也不从，朱棣怒不可遏，命锦衣卫查方孝孺的“十族”，锦衣卫很快就查好了名单，朱棣下旨诛杀，于是，锦衣卫便制造了永乐时期最大的恐怖案，由“诛九族”发展到“诛十族”，不仅方孝孺的直系亲属、旁系亲属等被诛杀，而且，方孝孺的朋友、门生亦被诛杀。

（三）锦衣卫恢复之后，职权大小有起有落，但机构一直延续着。

永乐皇帝重用锦衣卫，使锦衣卫的职权越来越大，原来一些由朝廷的宪司负责的事项也逐渐交由锦衣卫处理；而镇抚司的发展则特别快，由原来锦衣卫的下属机构演变成独立于锦衣卫的重要机构。镇抚司有权向皇帝直接上奏，权力进一步扩大。不过，后来东厂设立之后，锦衣卫的权力受到了制约，正德初期，大太监刘瑾操控内廷权力，其心腹占据了朝廷各种要位，当时 的锦衣卫指挥使石义文不得不顺从、奉承刘瑾，锦衣卫实际上是依附于东厂。当然，正德八年，朱厚照下诏钱宁掌管锦衣卫，并赐他姓朱，在由钱宁掌管锦衣卫时，锦衣卫权势再一次上升，骄横霸道，威逼朝臣。明世宗嘉靖时期，锦衣卫权力达到了鼎盛时期，特别是陆炳执掌锦衣卫时，锦衣卫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当时，连东厂也受到锦衣卫的制约。嘉靖朝锦衣卫指挥使频繁更迭，朱宸、骆安、王佐、陈寅等来自嘉靖在安陆兴王府的旧部，轮流执掌卫权，之后陆炳接过权力，权力的运行趋于正常化。陆炳是嘉靖奶娘的儿子，并有于火灾中救过嘉靖的命的经历，在他执掌锦衣卫时，没有劣迹，对士大夫折节有礼，是少有的位朝臣称道的锦衣卫指挥使。万历初期，朱希孝为锦衣卫指挥使，严格遵守规矩，行事循规蹈矩，处理谨慎，给朝臣的印象还不错。万历十年，刘守掌管锦衣卫时，其与东厂狼狈为奸，作威作福，厂卫合力，不可一世。万历后期，神宗长期不理朝政，东厂的权力继续扩大，肆意非法羁押，滥杀无辜，而锦衣卫的权力与强势的东厂相比，相对弱势。

永乐皇帝画像

第二，东厂由皇帝所宠信的宦官担任首领，直接受皇帝指挥，初创时其权力在锦衣卫之上。

东厂全名“东缉事厂”，创立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当时，明成祖朱棣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于锦衣卫之外创立了新的特务机构，这便是东厂。明成祖认为锦衣卫设在宫外，使用起来并不那么方便，于是便建立东厂，设在京师东安门之北，因为在宫中，联系更方便。朱棣在起兵过程中，感受到宦官比大臣更可靠，宦官对他的支持更大，所以，他大胆突破朱元璋关于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的禁令，重用亲信宦官执掌东厂。东厂的主要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朝廷大案会审时，还有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时，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此外，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对官员们的举动进行监视；东厂监视还监督社会名流、士人学者等各种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不过，在东厂初创时，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而没有审讯的权利，所抓到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去审理，当然，到了明末，东厂也设有监狱。其实，永乐皇帝建立东厂还有一个秘密目的，那就是监视锦衣卫，当时，东厂的权力在锦衣卫之上。

东厂剧照

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公或督主，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通常由司礼监中排名第二或者第三的秉笔太监担任，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此外，设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由锦衣卫拨给，分为子丑寅卯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其余的人靴帽相同，但穿直身。还有，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又称“档头”，共有一百多人，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颗。他们穿戴很整齐，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绦。役长各统帅番役数名，番役又叫“番子”或“干事”，这些人也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干成员组成。

明代大太监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都曾统领东厂，而到了明熹宗时，魏忠贤得到熹宗的重用，统领东厂，东厂的专权到达了高峰。魏忠贤在宫内挑选了选武艺较高的宦官组成一支队伍，据说达万人，作为亲信队伍，其属下有“十孩儿”“四十孙”等；魏忠贤还收罗齐楚浙党为主的官吏作义子走卒，结成党羽，被人称为“阉党”，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将有田尔耕等“五彪”。魏忠贤在内阁、六部、总督、巡抚等各处遍布党羽。魏忠贤专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他秉笔批红，掌控朝政，从首辅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迁削夺，他甚至还握有军权，可随意任免督、抚大臣；他掌握经济大权，派亲信太监总督京师和通州仓库，提督漕运河道，派税监四出搜括民财。魏忠贤竟敢出门车仗，形同皇帝，所过之处，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九千岁。更离谱的是，“阉党”和奉承魏忠贤的官僚们还竞相于各地为魏忠贤修建生祠，耗银巨大，官、民入祠如不拜者论死。魏忠贤专权时，自任东厂提督，而他的干儿子田尔耕提督锦衣卫，厂卫勾结，大兴冤狱，残害官吏，勒索钱财，暴虐百姓，不可一世。触犯魏忠贤的，会受到剥皮、刲舌等酷刑。魏忠贤肆虐专政七年，使明末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

第三，西厂为明宪宗所创，创西厂为的是监查大臣和宦官，西厂立了又撤，撤了又设。

西厂的全称是"西缉事厂"，设立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立的地点是在西城灵济宫前面的一家灰厂内。明宪宗朱见深对厂卫机构似乎特别兴趣，这当然是为了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避免皇权旁落。西厂的创立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明初去丞相府，设内阁，但从仁宗时期开始，内阁的权力逐渐扩大，内阁首辅实际上成了没有丞相名的“丞相”，而内阁权力扩大，阁臣之间激烈争夺首辅职位，阁臣之间互相倾轧，朝臣混乱，吏治腐败，官场贪贿越来越严重。到了英宗、景帝、宪宗时期，皇帝懒于上朝，而宦官乘机窃夺权势，朝中的斗争更复杂了，朝臣和宦官之间竞相夺权，阁臣内部也倾轧争斗，而宦官之间也明争暗斗，皇帝为了维护皇权专制统治的权威，便需要对朝臣和宦官实行有效控制，如此一来，皇帝只能重要心腹亲信太监来掌权，着重对朝臣和宦官进行秘密监察，明宪宗朱见深创立西厂就是出于这一目的。

明太监剧照

所以，西厂创立初期，其缇骑（即锦衣卫校尉）的人数比东厂多一倍，西厂不仅把东厂与锦衣卫的职权包揽起来，而且，其职权比东厂和锦衣卫更大，一是西厂负责侦查民臣言行，并可以对疑犯进行拘留、用刑，将监狱与法庭合二为一；二是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向皇帝奏报，逮捕之后便进行严刑逼供，极力将案情做大。

西厂的创立从专制皇权的需要来看是必然的，但引起创立西厂的事件却是偶然的，成化十二年（1476年），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疑惑重重；接着有一个妖道李子龙以旁门左道蛊惑人心，坊间传李子龙意欲弑君，搞得京城气氛很紧张，不久，李子龙虽被锦衣卫所杀，但这一事件让二十余岁的成化帝感到紧张、恐惧、疑惑，他很想了解宫外民臣的基本动向，于是，成化帝令亲信宦官汪直从锦衣卫中选几个人乔装成平民，出宫伺察。汪直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太监，便乘此机会，捕风捉影，以假乱真，他搜罗不少的神秘消息，向宪宗报告，宪宗了解到宫外的消息，非常满意，认为汪直是很能干的，于是，他让汪直继续领锦衣卫扮平民进行侦查。成化十三年（1477年），宪宗便设立了新的内廷机构——西厂。汪直也就成了第一任的西厂提督，初期，西厂的军官主要是从锦衣卫里挑选来的，西厂实行军官选部下的用人政策，所以，扩展得很快。由于受宪宗皇帝的重视，且汪直是个厉害的人物，所以，西厂的势力很快就超过了原来的东厂，成了宪宗的主要侦查机构。

汪直掌管西厂之后，干出了比东厂更出格的事，为了升官发财，汪直竭力拼凑大案、要案，肆意以小作大，以假为真，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涉案人员之众前所未有，令东厂和锦衣卫感到逊色。西厂在的侦缉网遍布各地，对京城内外官员打击面极广，西厂不上奏皇帝，便能逮捕官员，严刑逼供，很多官员被以重罪处置。汪直的滥用权力，逼供官员的行为搞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很是恐怖。

汪直剧照

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内阁大学士商辂及同僚万安、刘珝、刘吉呈上奏疏，历数汪直的十大罪状，表达对宪宗宠信汪直的担忧，认为汪直搞得人心惶惶，当时有妖物出现，正是汪直滥用权力的应验，请求宪宗帝革除西厂，废黜汪直，以安天意，顺应人心。宪宗收到奏章，很是震惊，或许他害怕妖孽，所以，便下旨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官员。

不过，才过去一个月的时间，西厂又被恢复了。西厂侦查送来消息，宪宗感到安全受到威胁，寝食难安，而他身边一个善于观言察色的奸臣戴缙深知宪宗的心思，积极上书称赞汪直的功绩，宪宗正想着汪直继续为他侦查，于是，便下旨恢复西厂。汪直重掌西厂，变本加厉，西厂办案更加严酷，而向皇帝谄媚的戴缙得以升职。汪直清除异己，肆无忌惮，大肆揽权，这引起了宪宗的警觉，汪直失宠，被调出京城，西厂被解散，后来，汪直也潦倒死去。

正德元年（1506年），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重用大太监刘瑾，宦官势力得到加强，西厂又被恢复，谷大用提督西厂，谷大用曾于刘六、刘七农民起义时总督军务，与伏羌伯毛锐、兵部侍郎陆完率京营镇压起义，被起义军打击时，谷大用曾调镇边军入操京师，开了调操边军入京的先河。谷大用受武宗宠信，先是手握兵权，后又提督西厂，骄横跋扈，势倾朝野。武宗时，谷大用是当时很有名受武宗宠信的“八虎”之一，其他七位太监是刘瑾、张永、马永成、丘聚、罗祥、魏彬、高凤。直到明世宗即位，“八虎”失势，谷大用等被御史萧淮弹劾“蛊惑先帝”，并降为奉御。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倒台，明武宗下令撤销西厂，西厂从此消失了。

第四，在西厂与东厂的矛盾中，内行厂应运而生。

内行厂创立于正德初年，应该是在西厂恢复之后不久设立的。设立地点是在四司之一的“惜薪司”所在地京师荣府旧仓地。内行厂由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亲自掌控。刘瑾因进献飞禽走兽来博取明武宗的欢心，成为武宗身边最亲信的太监，他被认为是“八虎”之首，当时，“八虎”之一的谷大用掌控西厂，而“八虎”之一的马永成提督东厂，而东厂资格老，西厂刚恢复，东、西厂互相不服，互相拆台，争权夺利，矛盾重重，而名誉上是东、西厂的上司刘瑾与掌管西厂的谷大用及掌管东厂的马永成也有矛盾，刘瑾便创立了内行厂，由他本人亲自掌控。内行厂自成系统，表面上责权与东、西厂相同，而实际上，因为刘瑾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力更大，所以，由他掌控的内行厂的侦缉范围比东厂、西厂和锦衣卫三个特务机构更大，内行厂除了监察臣民之外，也有权监察东厂、西厂和锦衣卫，所以，内行厂的实际权力在东、西厂之上，内行厂侦查范围更广，用刑更为酷烈。武宗时，特务机构的发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锦衣卫依然延续下来，主要负责侦伺一切官民；东厂也仍保留，主要负责侦察官民和锦衣卫；而西厂刚刚恢复，权力更大，有时甚至连东厂也进行监视；内行厂更绝，除了监视官民，连锦衣卫、东厂、西厂都监视，刘瑾名义上是掌控东厂、西厂，但只有内行厂是由他直接掌控的，东厂的马永成和西厂的谷大用实际上并不听他的，而武宗皇帝才是掌控所有厂、卫的最大头头，这就构成一套系统性的特务侦查体系。

刘瑾剧照

不过，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因“谋反”被处死，内行厂与西厂一同被裁撤，内行厂仅存在四年多时间就消失了，内行厂专横跋扈、残害忠良，无恶不作，《明史·刑法志三》称内行厂“得颛刑杀，擅作威福，贼杀良”。

第五，厂、卫之间的关系与区别。

厂卫是明朝特有的侦察机构；厂，是指东厂、西厂、大内行厂；卫，是指锦衣卫，合称厂卫。锦衣卫的前身是御用拱卫司，后改为亲军都尉府，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裁撤了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为锦衣卫；东厂创立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西厂成立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大内行厂设立于明正德初年。

（一）厂、卫延续的时间的长短不同。

锦衣卫存在的时间最长，虽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曾裁撤过，但永乐初年，朱棣又恢复了锦衣卫，一直到顺治十八年七月十八日（1661年8月12日）发生“咒水之难”，跟随南明永历帝的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翔与掌卫事任子信被杀，锦衣卫才结束长达290年的历史。

东厂延续的时间在明特务机构中居第二位，东厂创立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一直到明王朝灭亡才消失。

西厂创立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不过，成化年间曾裁撤过两次，而于正德五年（1510年）才被正式裁撤，从此消失。

内行厂创立于正德初年，正德五年（1510年）被裁撤，内行厂是存在时间最短的明特务机构。

（二）厂、卫的指挥权的归属有所区别。

厂、卫虽都是明代特务政治机构，都是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的特殊机构，但其具体的领导归属还是不一样的，锦衣卫属于外庭，是军队机构，明初军制设“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五千人；卫下设所，其中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四十八处，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改革禁卫军，建立了亲军“十二卫”，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锦衣卫”。锦衣卫的长官为指挥使，以皇帝亲信心腹将领担任，下领十七个所和南北镇抚司。锦衣卫属外官，其指挥使虽可直接向皇帝汇报，但奏请需用奏疏，在直接向皇帝汇报方面，与厂的提督相比，没有那么方便。

厂，即东厂、西厂和内行厂，属于内廷机构，归属于司礼监管理，其提督一般是由司礼监充任，有时是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也有时是由司礼秉笔太监的第二人或第三人兼任，反正都是皇帝的心腹太监。明成祖改变了原来归属于吏部的宦官管理权，将之改为内廷管理，于是，便设立东厂，这让明成祖更方面监督官员。东厂的提督称为“督主”，比如，明英宗时的太监王振就曾提督东厂，专权八年，直接导致了“土木堡之变”的发生；刘瑾、冯保、魏忠贤等也曾提督过东厂。西厂由明宪宗创立，汪直是首任掌管西厂的提督；明武宗继位，重用太监刘瑾，宦官势力得到加强，西厂被恢复，武宗的亲信谷大用提督西厂，所以，西厂是直接由皇帝最亲信的太监掌控的。内行厂由武宗重用的大太监刘瑾掌控，也是皇帝所直接指挥的侦查机构。

（三）厂、卫在不同时间，权力不一样。

明太祖时，重用锦衣卫，明初的重大案件，“胡惟庸案”“蓝玉案”等，锦衣卫都是侦破案件的主要力量，但锦衣卫是外庭的军队编制，多是由皇帝最亲信的武官担任的，当时限制宦官干政，品级不能超过四品，宦官还没有很大的权力。明成祖恢复锦衣卫，一方面加强锦衣卫的权力，用以对付反对派官员；另一方面，为了更方便更有力地侦察百官，特别是监察诸侯王和将军们，明成祖又创立了东厂，给予比锦衣卫更大的权力，甚至还授予监察锦衣卫的权力，特务机制的设立又进了一步。明宪宗创立西厂，授予其比东厂更大的权力，西厂势力更大，甚至可以监察锦衣卫和东厂，明武宗时，除了锦衣卫、东厂、西厂之外，又有了内行厂，内行厂除了监察臣民之外，也有权监察东厂、西厂和锦衣卫，明特务机构被推到了顶峰，同时，也把明王朝的皇权专制统治推动高峰。

再次，锦衣卫和东西厂的功过得失

第一，东厂、西厂和锦衣卫超越于司法机构之上，专权严重。

明代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个司法机关之外，增设了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负责侦查监察，执掌“诏狱”，这在历朝历代是少有的。这些特务机构的设立，是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因为皇帝需要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专为自己掌控，东厂、西厂与锦衣卫便是这样的机构，这些机构被皇帝用来制约内阁，也使它们互相制约，保证皇权的至高无上，防止皇权被架空。这对于巩固皇权专制起重要作用。

第二，厂卫加强了宦官的权力，使其与文官和武将抗衡。

厂卫的设置突破了明太祖限制宦官干政的政令界限，从明成祖开始，宦官的地位和权力得到了大大加强，宦官利用其直接向皇帝负责的权力，特别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等利用其掌控东、西厂的侦查专权，不仅监察百官，收集情报，而且肆意逮捕皇亲国戚和朝中大臣，而且，还介入军中，参赞军机，监督将领，有一些专权的厂督，如谷大用等，甚至还握有军权，掌控着军队；刘瑾、魏忠贤等，其属下分布在军队中，监督这军权的行使。在官宦的掌控下，直接听命于皇帝的东厂、西厂等，成了与朝中文官、武官抗衡并在激烈较量中占据上风。明王朝在越来越走向腐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几任皇帝经常不上朝的情况下还能保持中央政府的正常运转，这与厂卫的制衡作用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三，厂卫的诏狱以极其严酷的手段来打击、消灭异己。

明初朱元璋设立锦衣卫之后，锦衣卫便参与了重大案件的侦破，而皇帝授予锦衣卫特殊的权力，特别是有秘密逮捕和审讯的权力，这便使得锦衣卫办案的手段越来越严酷，朱元璋在办完“蓝玉案”之后，取消了锦衣卫，可能也是觉得锦衣卫太残酷了，影响很坏，可是，自从永乐帝重新恢复锦衣卫，特别是创立了东厂之后，厂卫对付异己的手段就更加残酷，大兴冤狱；明宪宗成化年间，增铸了北镇抚司印信，一切刑狱专呈皇帝，毋须通过锦衣卫指挥使的转达，北镇抚司成为皇帝直辖的司法机构，权力达到极致，而办案的手段令人极其残酷，令人毛骨悚然。总之，明厂卫的诏狱刑罚越来越恐怖，刑罚方式令人发指，有拶指、上夹棍、剥皮、拔舌、断脊、堕指、刺心、“弹琵琶”等十八种，史书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

逮捕权和诏狱一旦被野心很大、心肠很狠，能力又很强的厂卫专权者所掌控，那就非常可怕，他们会利用手中的特殊权力，肆意制造事端，极力打击异己，以其作为升官发财和献媚于皇帝的筹码，犹如明成祖时的纪纲，英宗时的逯杲，武宗时的钱宁等，明熹宗时的魏忠贤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他们逮捕官员，酷刑异己，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刑讯逼供，无所顾忌，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

第四，厂卫，特别东厂、西厂、内行厂的恐怖手段导致了君臣的矛盾更突出，皇帝只剩亲信的宦官势力，而众多的大臣便与皇帝离心离德了，明朝进入了衰败进程。

厂卫专权，在朝野上下，肆无忌惮；对付朝中大臣，不择手段，特别是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刑狱，以及后来的内行厂，其酷刑令人发指，让百官恨之入骨。厂卫的侦查审讯，涉及的大臣不计其数，其恐怖氛围蔓延到朝中各处，四处密藏的暗探，毫无节制的滥捕，形成了绵绵不绝恐怖，这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皇族、军队、民众与皇帝离心离德，造成了导致明朝灭亡的巨大隐患。有人说：“明朝非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这很有道理。

第五，宦官的特殊地位以及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造成了东西厂的崛起，同时也开促成明朝走上了衰亡的不归路。

皇帝与宦官历来关系特殊，皇帝重视宦官在明朝非常突出，除了晚唐之外，明朝可能是最重视使用宦官的朝代，其实，宦官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也是封建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且，宦官群体与朝中文武官员，与士大夫阶层相比，有其皇帝喜欢的优点：一是宦官毕竟是皇帝的家奴，活动在内宫，与皇帝沟通更方便，因为经常接触，宦官更能揣摩透皇帝的心事，于是，更容易让皇帝接受他们的建议。二是，宦官本身是阉人，社会地位极低，他们没有别的靠山，只能依靠皇帝，所以，他们更尽责尽力地为皇帝办事，对皇帝往往更有忠心。宦官以维护皇帝的专制为己任，与皇帝利益相一致，不像士大夫阶层，常常表现出一种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崇高目的”，经常与皇帝的意见背道而驰，宦官一直是跟着皇帝一道走的。三是宦官是后妃与外界沟通的主要途径，后妃如果想对朝政施加影响，势必要与宦官联手，否则，她们便没有机会发挥作用，而宦官可以利用后妃来替他们向皇帝说好话。而有了这些条件，宦官便能得到皇帝更大的信任，因而，也成了掌控东厂、西厂、内行厂的最合适人选，并且也能够不断地提高权力地位，而皇帝正需要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供自己驱使，宦官自然是最方便支使的。所以，由于皇权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掌控东西厂的宦官们自然也就有了他们的特殊权力，他们成了皇帝制约文武大臣和诸侯王的强力工具。在明朝皇帝看来，宦官比外戚更好使用。不过，当宦官们有了特权，并缺少了制约之后，他们经常滥用权力，给朝政制造混乱，导致了朝廷的的腐败，严重打击朝臣的信心和力量，使皇帝越来成了孤家寡人。总之，宦官掌控东西厂虽然强化了皇权专制，但却加速让明王朝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