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 范仲淹

热播剧《清平乐》中，满朝的文武大臣，如果要评选一位既是君子，又是能臣的人，那第一毫无疑问就是范仲淹。他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让每个人都钦佩不已。为什么这样一个好官，一个君子，却多次被贬呢？

一、寒门入仕

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2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可想而知他的童年多么艰辛，他“划粥割齑”，因为缺乏食物，把粥干掉之后切成小块，咸菜切碎，分成多顿吃，但范仲淹一点也不觉得苦。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考上了进士，之后便长期在各地做官。

幸运的是，范仲淹赶上了好时代。宋朝鉴于唐末五代的教训，对武将、宦官、外戚都不放心，专用士大夫，有“与士大夫共天下”之美称。因此特别重视科举，读书人一旦考取功名就可以做官，待遇优渥。

儒家向来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因此在宋代，寒门士子对改变他们命运的王朝与皇帝都感恩戴德，对社稷有很高的责任感。范仲淹就曾说过：“某早以孤贱，荷国家不次之遇，夙夜不惶，思所以报。”就是说，我儿时不幸，多亏国家提拔了我，我成天想的就是怎么报答国家。他的一生也的确是这样的。

清平乐 大宋朝堂上文臣济济

范仲淹官声极好，在他为母亲守丧完以后，晏殊就请他到应天府书院讲学。范仲淹讲学，大改空疏的学风，而倡导经世致用，注重在儒家经典、礼仪制度、从政能力和道德品质等方面培养学生。

范仲淹也帮助提拔了许多读书人，他的学生孙复、张载都成为一代大儒，前者列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后者名列“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

《宋史》中说：“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正是在应天府执教生涯中，范仲淹反思现实，意识到宋朝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需要一场变革。

二、在朝直谏，在边修兵

范仲淹当谏官的时候，刘太后把持朝政，他就力谏太后归政于仁宗，因此被贬。太后去世后，朝臣们见风使舵，议论刘太后的种种不是。只有范仲淹劝告仁宗，太后对他有10多年养育之恩，而且执政没什么过错，不应该秋后算账。

当时，吕夷简为相，朝中很多大臣都是吕夷简一手提拔的，范仲淹对此十分不满，于是上百官图，指斥吕夷简徇私情，宰相不当有如此大的权力。

范仲淹还建议营建洛阳，预防紧急状况。北宋都城四边都是平原，无险可守，是兵家所说的“四战之地”，而洛阳则有山河之险。范仲淹建议太平时在开封，遇战事则居洛阳。可惜吕夷简却说范仲淹是书生之见，给驳回了。而后来的靖康之难就说明，范仲淹是对的。但这时候，他因得罪了吕夷简，又被贬了。

清平乐 吕夷简

如果你以为范仲淹是一个激进的人，那就错了，他在战事上恰巧相反。

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西夏，挑起对宋的战争。受韩琦的推荐，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前往前线指挥作战。范仲淹与韩琦同任边事，但两人的战略思想截然相反。韩琦年轻气盛，坚决主战，而范仲淹则坚定反战。范仲淹的反战并不是怯战，而是厌战。

范仲淹希望平时加强武备、选用战将、训练士兵，通过积极的防守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敌人内部产生混乱，不战而屈人之兵。他清楚地意识到，数十年无战事的北宋，士兵早就不中用了，而西夏是游牧民族，军队骁勇善战，因此他不建议主动出击，而是修建坚固的堡寨防守。如果敌人进行大规模攻击，再采取反包围和围点打援，尽量放大我方之优势。

但范仲淹毕竟不是主帅，无法节制全军。韩琦贸然出击，遭遇好水川之败。在与西夏作战时，范仲淹曾多次与李元昊通信，商议和议之事。而好水川之战后，元昊恃胜而骄，出言不逊，范仲淹当着夏使的面把信烧了。大臣们认为范仲淹通敌，而且刻意破坏证据，仁宗虽然明察，但范仲淹还是被贬了。

清平乐 范仲淹

三、庆历新政

范仲淹多年在地方为官、在书院讲学、在边境防守，深刻地意识到大宋王朝存在的危机。比如，北宋除科举之外，还有恩荫、举荐、吏人等选官方法，这些方式选上来的官素质都一般。官员都明哲保身，人浮于事，旷职废事。

再比如，宋代不让宗室做官，只好好吃好喝地把宗室养起来，而赡养宗室的费用都由政府承担。还将社会上的闲杂人等统统征入军队，光赡养军队每年就要花掉财政收入的4/5，但面对辽、西夏的威胁，军队战斗力却不行。等等等等。

所以，范仲淹就联合有识之士韩琦、富弼等力陈时弊，请求改革，仁宗也深有感触，决心改革。改革的核心人物就是参知政事范仲淹。

他提出了十条建议：明黜陟（严明考绩，非有大功大善者不升迁）；抑侥幸（减少皇帝恩赐，大臣不得推荐子弟任馆阁要职）；精贡举（进士先策论，后诗赋）；择长官（地方官由朝廷大臣投票选举）；均公田（平均土地）；厚农桑（国家制定政策扶持农业）；修武备（模仿府兵制，兵农合一）；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范仲淹的改革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不是因为改革不好，而且因为改革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反对派构陷朋党之名，打击改革派。仁宗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人，他是宋代换宰相最勤快的皇帝，对朋党之事丝毫不容。这样一来，新政就彻底失败了。实际上，若追究失败的原因，朋党之争只是表象，宋代的祖宗之法太过强大，官员习惯了因循守旧，这才是根本原因。

文史君说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又被贬到邓州，应好友滕子京的邀请，他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其中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不是范仲淹的即兴创作，而是他一生的理想和信念。相比满朝庸官，范仲淹谋求改变。他一生为国为民，殚精竭虑，从不谋求私利。就在弥留之际，他还向仁宗上《遗表》，不是像其他大臣那样求皇帝恩泽子孙，而是请求皇帝“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众”。

《宋史》中说：“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历史最终给了他公正的评判。

参考文献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作者：浩然文史·烂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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