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如其字面意思，一望即知就是让大家普遍受惠的金融业务。金融在发展过程中有其自身特点，长久以来，大部分人还是觉得金融是有些高大上的，并不是任何人都需要或有机会得到金融服务。而普惠金融，就是要致力于使略显高冷的金融，能为更多的阶层和人士服务，特别是为那些平时得不到金融服务，却更加需要金融支持的普罗大众提供服务。
普惠金融是什么
普惠金融，指的是按照机会平等和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为社会各阶层群体提供成本适当、便捷有效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是舶来品，它源自联合国2005年开始的倡导，英文原文是Financial Inclusion，字面意思即“金融包含”，这一直接且生硬的翻译却能说明普惠金融的本义和目标，也就是把更多的群体包含到金融服务的范围之内。当然，中文意译成“普惠金融”，是金融让群众普遍受惠的意思，这同样说明了本义，且更显雅正。
简单地讲，普惠金融就是要让金融服务，到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让社会各阶层的金融需求得到满足。如果金融是一种帮助，那么就是要让这种帮助帮到更多的人，帮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为什么要推动普惠金融
从金融业自身的角度来看，金融业对客户的选择有其天生的偏好。比如银行更喜欢服务大客户、有钱的客户，哪怕实际上这些客户本身不需要贷款等金融支持。在银行实务中，做一笔1亿元的贷款和做一笔100万元的贷款需要花费的人力资源相差并不太大。但为了做完1亿元的业务量，做单笔1亿的只要做一笔，而做单笔100万的却要做100笔，背后的人力资源成本和操作成本相差巨大。所以，如果仅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看，银行愿意更多选择对大中型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另外，从客户的角度来看，大中型客户内部管理更加规范、报表更为可信，其信用一般也更好。相较而言，小客户的规模小，内部管理不规范，甚至都没有合格的报表可以提供，所以小客户、普惠客户的信用风险一般更大。最后贷款业务反映在不良率指标上，银行做小客户/普惠客户产生的违约率可能更高、更高的不良率带来更多的损失。
如果没有特别的监管要求等进行纠偏，大部分银行就会更多地服务于大客户，而小客户及普惠客户却得不到金融支持。从社会效益来看，大客户单个虽然体量大，但毕竟社会经济是由更多的小企业或微型企业构成的，普惠型的企业吸引了更多的就业人口，维持了更多人的生计。如果小客户/普惠客户得不到足够的金融支持，将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既然金融业自身容易形成上述服务对象等的偏差，那么就需要外力来进行纠正。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以及很多国家的监管会特别推动普惠金融的原因。
普惠金融的难点在哪里
听一位著名教授描述过普惠金融（中小企业贷款问题），他说：“中小企业贷款，银行做，银行死；银行不做，中小企业死”。这样的描述虽然偏激，但也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中小企业由于体量小，经营不确定性大，本身抗风险能力就弱，而且信息不透明，容易存在企业主不诚信等问题，银行投放中小企业贷款后，出现不良的概率确实不小。现实中，也有不少银行的业务实践，一再证明普惠金融/中小企业贷款难做这一事实。银行从业人员常会发现，在银行加大中小企业投放后不久，贷款组合中便陆续出现不良。相比大中型企业，普惠客户的贷款从投放到出现不良的时间更短，不良笔数出现得更多，甚至有的银行在中小企业或普惠金融部门成立后不久，便陷入对所发放的普惠/中小企业不良贷款不断清收的泥潭当中。
其实，普惠或中小客户的不良率再高，银行也不是不能做业务，只要收益能覆盖风险即可，也就是相关业务需要提高利率来弥补信用风险带来的损失。但是，普惠金融既然是普惠的，那么普惠的特性也就决定了普惠金融也不能收取过高的利率或手续费。而既然风险和收益无法对等，那叙作普惠金融业务的结果，便更有可能是银行最终承担实际损失了。
当然，普惠金融的效益不能只看业务的经济效益，也要从整体的社会效益来综合评判。但一项业务如果风险又高，又容易造成损失，那业务发展的难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普惠金融应该做成什么样
虽然普惠金融有其发展的难点，但是发展普惠金融还是需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因素。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注意“四性”，即具包容性、便捷性、可获得性和商业可持续性。只有将普惠金融发展得包容便捷，并具备商业可持续性，普惠金融才能惠及更多社会阶层，也能使银行作为商业机构持续地发展普惠金融服务。
普惠金融要扩大服务面，将受众尽量扩大，让所有想要得到金融服务的都有机会得到服务。实际上，按世界银行统计，到2017年，全世界仍有31%的成年人连一个银行账户都没有，更不用说融资服务以及其他更复杂的服务。
在扩大普惠金融包容性上，世界各国事实上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墨西哥于2016年6月启动了国家普惠金融战略，加快促进被排除在正规和受监管金融体系之外的一半以上人口获得金融服务；莫桑比克于2016年7月启动了新的普惠金融战略，将金融服务的可及性从24%提高到60%；秘鲁于2015年启动的国家普惠金融战略，政府争取到2021年确保至少75%的成年人能够使用交易账户。
普惠金融也需增强可获得性和商业可持续性。在这一点上，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创立的格莱珉银行是一个著名的案例。截至目前，该银行已发放了375.8亿美元的无抵押贷款，而对应的借款人人数高达1045万。也就是说，每个借款人平均借用的款项仅为3600美元。该银行将自己标签为穷人的银行，目前在孟加拉国81678个（占其全部村庄数量的94%）村庄开展业务。格莱珉银行甚至为乞丐提供无息贷款，帮助乞丐建立财务能力，使他们不必再乞讨。按该银行披露的信息，已经有21383名乞丐放弃了乞讨，实现了自给自足。格莱珉银行的贷款回收率高达 96.71%（截至2023年11月），这使得银行具备了基本的商业可持续性。格莱珉银行也成为各国普惠金融学习的典范，创始人尤努斯教授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普惠金融虽然是银行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有时银行可以为了完成社会责任而放弃部分商业利益。银行毕竟还是商业机构，一时一处的损失或亏本不难承受，但长期来看，入不敷出，那么普惠金融业务本身也将不具备可持续性。社会需要慈善，政府也可以做出财政安排等，但普惠金融不是慈善，它终究是商业银行业务的一部分，可以持续发展的普惠金融才具有生命力。
发展普惠金融有哪些具体做法
在普惠金融的实践中形成了诸多业务模式，每种模式均有其优缺点，难说哪种模式能包打天下，各种发展普惠金融的具体模式和措施共同推动着普惠金融的发展。
普惠金融最著名的模式为信贷工厂模式，因其由新加坡淡马锡最早提出，也称淡马锡模式。信贷工厂模式将信贷看作工厂流水线生产产品一般，特点和优势在于产品标准化、业务批量化、流程集约化以及人员的专业化。信贷工厂的核心在于流程的环节化设计，即银行员工可以各自负责其中若干环节而不用掌握整个流程，这种工厂模式能使普惠及中小信贷的处理效率更高，业务更规范。国内的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都曾引入信贷工厂模式来发展各自的普惠及中小企业贷款。当然，信贷工厂也有瓶颈，例如信贷产品本身不够具有个体针对性，在针对一些个性化的普惠金融需求时不能很好应对。
普惠金融的另一知名模式是IPC模式。IPC是一家德国公司，全称Internationale Projekt Consult GmbH，即国际项目咨询公司，它发展了报表还原、精准风控等中小企业信贷操作的方法论以及操作手段，例如交叉检验是其贷款分析评估的核心技术之一，利用中小企业的账本、合同信息、产品出入库单、水电费单、税单，以及和当事方及第三方面谈等方式对信息进行验证判断，得出对企业的客观评价。采用IPC模式开展业务，不改变银行信贷的主要流程，因此易于启动。IPC是一种关系式信贷，具备高粘性，体现了小而美的特点。但其操作模式过于非标，难复制，因而存在瓶颈。此外，模式中采用的生产工具，和目前更多使用的大数据分析方法相比，也显有些落后。
在我国，普惠金融中的中小企业贷款模式结合了数字金融的普及，因而发展出其他有特色的业务模式，比如微众网商模式等。微众网商模式也就是数字信贷的模式，其优势体现在整体上的颠覆式创新，用大数据进行风控决策，由此带来移动互联网时代特有的快速便捷和更好的用户体验，并且为银行经营带来极低的运营和决策成本。但这种模式也有其限制性，社交数据和交易数据间存在围墙，社交场景转化为业务流量也有限制，而且数据与现实存在偏差。
此外，我国在普惠金融及中小企业信贷业务中，还发展出了台州模式，或称超级信贷员模式。这个模式的代表性金融机构，就是台州当地的中小银行。经过本土化独立探索，台州模式采取本土市场定位，加上细致的管理体系，采用更深入的信贷技术，培育出更适合当地的信贷文化。其核心在于通过社区化营销构建关系型信贷场景，增加信息获取来源，实现360°尽职调查。也就是说，通过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超级信贷员，作为开展业务的核心人员，因为业务都是当地的，这位信贷员可以全面掌握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情况，并以此来决定是否开展信贷投放。此模式更符合当地经济特点，其提出的在普惠金融中“时间比价格重要”“还款意愿比还款能力重要”等理念令人耳目一新。
对于银行来讲，发展普惠金融业务如同“吃骨头缝里的肉”，虽然吃起来没那么大快朵颐，但做得好可以是一门可持续的业务，且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对急需普惠金融服务的民众来说，普惠金融不需要是锦上添花，更需要是雪中送炭，普惠金融的发展，将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均衡和谐及可持续发展。
[作者薛键为某银行分行行长，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银行委员会信用证组、保理福费廷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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