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科技

（图片来源：IC Photo）

朱嘉明/文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问世。作者在新的历史大背景下，提出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现象，并论证了其深层原因及其后果，即财富主要来源于资本收入的富人和依赖劳动收入的民众的贫富差别的持续拉大，否定了经济增长可以缓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程度的“库兹涅茨曲线”。本文所要讨论的是自20世纪的中后期，资本与科技的日益紧密结合，导致了科技资本和科技资本主义的形成，以及对发达国家和全球性的影响。

从产业资本到科技资本

如果以工业革命作为资本主义历史的重要时间节点，在大约250年的时间中，资本主义经历了既有相互联系和又有显著特征的三个发展阶段：产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科技资本主义。

产业革命和产业资本，产业资本主义主导阶段。时间跨度从

1760年代人类开始进入蒸汽时代，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电力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人类进入“电气时代”，长达一个半世纪。产业革命起始于蒸汽机的发明，为机械供给推动力的手段，推动了铁、钢和煤等产业部门的形成。产业资本主义真正的黄金时代，集中在19世纪后30年至20世纪的最初10年。在这三四十年间，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且工业重心由轻纺工业转为重工业，出现了电气、化学、石油等新兴工业部门。期间，产业资本主要投入到工业、农业、建筑业、采矿业等物质生产部门，以及交通运输业和某些特定服务业的资本。

金融革命和金融资本，金融资本主义主导阶段。时间跨度从1870年代中后期，延续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前后约140年至150年。金融资本主义分为两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生息资本和银行资本高速膨胀，银行资本、借贷资本和工业资本紧密结合的时期；第二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经到1970年代美国割裂美元和黄金关系，金融资本成长为独立于产业资本的一种资本形态，并形成完备金融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影响至关紧要。投资银行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的象征。金融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集中在20世纪末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

科技革命和科技资本，科技资本主义，起始于二战之后，自1970年代开始加速，持续到现在，判断是否进入黄金时期，还为时过早。上世纪中期开始，美国的一些大型公司先后成立了实施R&D的研究机构，拉开了科技资本主义的序幕。之后以计算机和半导体为先导，互联网紧随其后的ICT革命全面兴起，进而引发了信息革命，人工智能革命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革命引发了科技资本的膨胀，推动科技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科技产业正在成长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并且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贡献者。

在过去两个半世纪中，产业资本、金融资本都呈现过从低点到高点，再回落的过程，只是考察科技资本的时间长度不够，现在依然处于向高点攀升时期。

代表性经济理论

在经济学领域，对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科技资本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维也纳学派和货币主义。

马克思《资本论》。《资本论》第一卷，讨论的是产业资本，以及产业资本的生产过程，并基于劳动价值理论，提出和论证了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二卷，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剩余价值实现《资本论》第三卷，分析资本运动总过程，涉及生息资本，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以及借贷资本家之间的分配和利息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的信用、银行和货币流通。《资本论》三卷的出版时间是1867年、1885年和1894年，正是典型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所关注的是产业形态的资本。

希法亭《金融资本》。该书出版于1910年。1910年代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比较，有明显变化：资本生产方式越来越集中，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自由资本主义全面迈向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的历史地位在于修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在特定条件下的纸币可以具有价值。书中写到，“纸币的价值应当是不必求助于金属货币就能得出的”，“纸币这种本身没价值的东西，由于执行了一种社会职能，即流通，从而获得了价值”。此外，《金融资本》强调了工业资本对银行的依赖。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该书写于1916年。列宁在本书中揭示了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的关系，由于货币资本大量积聚在少数国家，资本输出的增长导致少数富国变成食利国。列宁定义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产生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该书出版于1936年，提出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在承认市场的不完整性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前提下，系统提出“货币需求”概念，并分解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动机的三类货币需求。《通论》突破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将货币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且作为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形态考察，解析广义的货币供给量，比较利息、债券利息、存款利息的关系，推导出货币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影响宏观经济的不同模式。

熊彼特“创新理论”。作为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熊彼特，其创新理论主要集中在他所撰写的《经济发展理论》（1911），《经济周期》（1939）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著作中。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与生产体系相融合，从而获得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不断地实现“新组合”，形成资本主义经济最为主要的自变量，造成“创造性破坏”，推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各类不同的经济周期性波动都源于创新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特性。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 弗里德曼在他的《最优货币数量及其他文集》，《失业还是通货膨胀？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评价》等著作中的贡献，不仅提出“现代货币数量论”，主张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紧密而稳定的连结关系，通货膨胀归纳于货币现象，而且将货币问题作为讨论宏观经济的制度性前提，经济体系内部的多种因素决定货币供给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实际利率和产出水平等经济变量的调整和改变。

总的来讲，从马克思经希法亭到列宁，所关注的重心从生产过程的产业资本，转移到关注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以及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凯恩斯革命，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囿于实体经济的框架，置货币金融为独立于传统实体经济的经济形态，并且成为解析宏观经济的环境和前提，造就科技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三种资本的“微观”比较

资本的来源和构成比较。产业革命和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和资本原始积累，甚至与贩卖奴隶，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渊源。1845年，恩格斯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描述的就是英国工人阶级难以忍受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资本从来到这个世界，它的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与源于原始资本积累的产业资本比较，金融资本的主要来源是金融市场，其构成发生了根本改变。至于科技资本的构成，包括科技企业积累，资本市场，风险资本，政府与大学的科技基金。

资本的生产要素的比较。在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科技资本这样的演变过程中，生产要素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产业资本时代，生产要素就是：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到了金融资本时代和科技资本时代，信息，特别是所谓的“大数据”，信息，知识，都构成生产要素。

资本的投资方式和回报期比较。传统实体经济的投资的回报方式就是利润，回收期相对短，回报率容易精确计算。金融资本的回报方式是利息，长期债券偿还期限达到10年以上，股市的回报率从来是波动的。至于科技资本的回报方式，收回周期更长，回报率复杂化和难以精确化。例如，马斯克从来不会承诺人们对他投资的回报期和回报率。

资本的成本和风险比较。产业资本的成本结构稳定，风险预期范围确定。从金融资本到科技资本，成本结构发生改变，成本控制难度增加，风险系统化。相比较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科技资本的规模极度放大，且实体经济“可行性研究”，很难适用于金融资本和科技资本。

资本的主体比较。产业资本主义的经济主体是工厂主和企业家，是产业工人，还有产业协会和工会；进入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主体是银行家，金融家，资本市场的专业交易员，基金经理，还有银行和股市的散户；在科技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主体是科学家和发明家。

资本的经济组织形式比较。产业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是车间，工厂、企业和公司。金融资本主义则是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各类保险和基金机构。科技资本主义，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代表性的经济组织形式是科技公司支持的平台。硅谷是一个R＆D的网络体系，代表的是科技产业集群模式。

资本的对应市场比较。产业资本对应的是一个物质产品为主体的或者某些服务为产品的市场，市场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程度。金融资本对应的则是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金融市场存在其不同于实体经济市场的规则与机制。科技资本所对应的市场，不仅不同于实体经济市场，也区别于金融市场，是科技创新创造科技市场市场需求。

资本的“边际效用”比较。自19世纪70年代，边际分析的广泛使用是经济学研究，形成了边际生产力、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替代率、边际消费倾向等概念。但是，适用于传统产业经济的边际效用理论，对于金融产业，特别是科技产业全方位失效。

三种资本的“宏观”比较

经济发展阶段的比较。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著作《经济成长的阶段》出版。该书提出了经济发展的若干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但是，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对工业革命时代、实体经济时代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其理论框架已经不再适应金融资本主义和科技资本主义。

经济周期的比较。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周期就是商业周期，属于短周期，一般在四年左右，周期所包括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阶段界限清晰。在金融资本主导到科技资本主导的时代，经济周期延长，基钦周期代表的四年典型商业周期过短，需要较长的库兹涅茨周期，甚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因为经济周期延长，经济周期的内在阶段不可避免地模糊化。

经济危机的比较。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1873年经济危机和1929年具有典型意义，两次危机都属于生产过剩范畴危机，都是全球性危机。金融危机的典型案例是1980年代后期的拉美主权债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些金融危机已经与传统的实体经济危机机理不同，且相对分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金融资本的黄金时代的终结。

垄断模式的比较。产业资本时代的基本垄断模式是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在金融资本历史阶段，典型的垄断模式实现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的康采恩，金融资本处于主导低位。在科技资本主义时期，垄断模式则是混合联合经济体（conglomerate），有助于实现自然垄断、资源垄断和行政性垄断的融合和一体化。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货币制度和财政制度的比较。在产业资本主义的早期和周期，实施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金融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趋于强化，并形成稳定的货币制度和财政制度。到了科技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意志影响科技的发展，科技发展需要国家的持续增长的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入，政府作用显著和持续提高，政府对于科技强化前监督、管理、治理手段。现在全球前所未有的科技竞争的背后是国家资源的竞争。

通货膨胀模式的比较。在工业革命，特别是20世纪以来，只要货币供给量增大，直接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剧烈地影响民众的基本生活。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过去20年，货币（M2）供给持续膨胀，甚至实行不断放大的“货币宽松”政策。但是，基于CPI指数的通货膨胀率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因为，大量货币拥进了资产领域，推高了资产价格。之后，科技领域成为吸纳货币最大黑洞，推高了科技产品价格。现在贫富差别的扩大，是拥有资产的人群和控制科技资源的人群，成为新的受益者。现在的贫富差别已经不再是传统理解社会收入的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是资本的非均衡分布问题。

货币环境的比较。工业资本时代，基本的货币环境是金本位，或者是金银复本位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金融资本扩张，货币金融环境是布林顿森林会议确定的货币制度和后布林顿森林会议制度。新阶段科技资本主义的货币环境将是数字货币。

全球化形态的比较。全球化已经和正在经历了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三个阶段。进入21世纪之后，基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专利等服务贸易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国际贸易。科技贸易的失衡，引发新型的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冲突。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例如“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思想已经不足以解释科技全球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科技资本主义对经济和社会的改变

如果科技资本主义，从ICT革命算起，也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现

在，科技革命已经远远超越ICT范围，算力革命、人工智能革命、材料革命、生命科学革命，构成叠加性的科技革命，影响和改变经济和社会，甚至人类本身。

科技革命为经济体系注入急剧增多的变量，使之成为自我创建和自我更新的动态系统，不断强化复杂和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经济的理性的预期和经济治理的难度越来越大。

在科技革命的推断下，人类的经济活动的在向宇宙空间扩张的同时，因为纳米技术和电子显微镜而进入以纳米为单位的量子结构、基因结构。与此同时，时间存在方式也在发生改变。

传统实体经济存在其经济规律，均衡理论就是对经济规律的一种解释；货币金融经济，也存在其特定规律，例如货币数量理论；科技经济，受制于科技自身规律，例如，半导体和芯片开发的“摩尔定律”，以及揭示网络价值与联网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的“梅特卡夫定律”。

科技资本主义产生了特定的“博弈主体”：科技本身，科技公司，政府，科技最终的使用者。在科技博弈过程中，不存在任何主体可以完全控制科技资本的演变。相对而言，在“科技博弈“主体中，科技本身的权重的不断提高。在“科技博弈”背景下，全球“科技秩序”远比“经济秩序”、“金融秩序”，甚至地缘政治更为复杂。

21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形成新的二元经济：传统的实体经济为一元，高科技和硬科技，特别数字经济为另一元的经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都进入到新二元经济，冲击和改变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内涵。新二元经济，导致“新”的社会不平等，例如“数字鸿沟”，“数字生存”。如果说，产业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产生了无产阶级，那么科技资本主义，加剧传统产业失业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中产阶级的萎缩，产生庞大的“无用人口”，刺激“新马尔萨斯主义”复活。

科技革命，推动和催化了后工业化社会，信息社会，数字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例如，因为数字经济，一切社会和经济活动“比特”化，于是有了“一切就是计算，代码就法律”的新认知和新规则。区块链就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学技术。社会治理从人治到法治，进而法治和技术治理的融合。

1944年，政治经济学家波兰尼的《大转型》著作出版。该书提出，市场与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西方文明唯有诉诸世界战争不可的地步。所以需要批判和反思自由市场经济。科技革命正在彻底改变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和经济组织，推动世界范围内的从经济主导科技到科技主导经济的的“大转型”，实现产业、金融和科技部门的均衡发展，建立共享经济，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缓和加剧的社会不平等。

进入21世纪，全球科技革命的科技前沿不断改变，显现出逼近“奇点”的趋势。科技自身的内在生命力，开始挑战人类对科技控制的边界。人工智能，基因工程，量子科技的进展正在一次一次地突变人们的预期。不仅如此，科技革命涉及到科技道德和科技伦理，进而改变人类本身。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强化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削弱人类中心主义，甚至影响人类文化的演变和文明史。

如何预期和防范科技危机？

在资本主义经历了250年以上的历史演变，经历了产业资本主导，再到金融资本主导，现在进入科技资本主导的时期，可以肯定，在未来的十年中，科技革命还会继续吸纳更多的资本，更多的人类资源和自然资源，进一步改变经济的运行模式、社会形态、国际格局甚至地缘政治。

那么，科技革命是否存在发展周期和极限？是否存在科技危机？从理性出发，科技革命危机不仅可能发生，甚至现在正处于酝酿之中。例如，大数据持续的、看不到尽头的指数增长，大数据的存储和处理造就的算力产业，其背后是能源的近乎无限的消耗，与世界各国追求的碳中和目标背道而驰。大数据危机是否可能引发数字经济时代的科技和经济危机？至少值得思考和观察。

在当代世界，因为科技革命，全球化不可逆转，人类共同体建设会不断深化。世界各国在科技革命浪潮冲击面前，既要有竞争，更需要合作。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和波士顿同时举办的“大学沙龙”（原哈佛沙龙）第125期和苇草智酷沙龙第106期的发言修订稿，刊出时删去注释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