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如何改变欧洲社会

1562年，欧洲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描绘黑死病的作品《死亡的胜利》。

黑死病如何改变欧洲社会

文/黄严忠

进入14世纪，欧洲社会迈入中世纪后期的门槛。随着小冰河期的到来，气温下降，植物生长季节变短，粮食产量受到影响。1315年~1317年的大饥荒动摇了欧洲的土地制度，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繁荣与成长开始告一段落。

在宗教政治领域，伴随着耶路撒冷王国最后一个据点在1291年被埃及马木留克铁骑攻陷，中世纪教皇的权力开始走下坡路。在文化领域，随着十字军东征与阿拉伯人的接触增加，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献开始重新受到知识界的注意。以但丁的作品和乔托的绘画为标志，文艺复兴的最早痕迹在意大利出现。

死亡笼罩下的恐惧

处在大变革前夜的欧洲没有人意识到，一场瘟疫正在沿着欧亚大草原的商路从东往西悄悄逼近。接近14世纪中叶，鼠疫在其自然疫原地中亚导致啮齿动物（如黑鼠）大批死亡，迫使寄生的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寻找新的宿主。跳蚤跳到人身上，透过血液把细菌传染到人体。蒙古帝国骑兵在欧亚地区的快速移动以及为商队服务的驿站广泛分布，使得鼠疫在人间迅速传播。科学家认为，鼠疫杆菌在传播到欧洲时已经发生了变异，成为更加致命、更易在人间传播的肺鼠疫。

1346年，蒙古大军围攻黑海之滨富庶的贸易城市卡法，久攻不克，于是用抛石机将患鼠疫而死的士兵尸体抛进城内。很快，城中开始暴发瘟疫。随着破城之后城内居民坐船逃亡，瘟疫开始在欧洲各地扩散开来，甚至英伦三岛也未能幸免。

这波鼠疫被称为黑死病，一般认为，其名称取自其中一个明显的症状，即患者皮肤上会因为皮下出血而出现许多黑斑。

在当时欧洲的医疗条件下，医生只知道放血治疗，黑死病的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百。1347年~1351年间，有2500万到30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约1亿）的1/3至2/3。几乎同时，该病也在亚洲和中东的很多地区肆虐。如果算上这些地区，黑死病至少导致了7500万人死亡。

此后数百年里，这种瘟疫几乎每隔一代人左右就光顾欧洲一次。直到19世纪初，才从欧洲完全消失。一波接一波的瘟疫叠加起来抑制了人口的增长。欧洲人口在1450年~1470年达到最低点，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才真正得以恢复。

黑死病不仅带来肉体上的痛苦和死亡，也使人们普遍感到恐惧和绝望，甚至导致大规模的歇斯底里症状。为了逃避瘟疫，人们焚烧病人的衣服，并将病死的尸体弃之于城外。有些人为了避疫，从城市移居到人烟稀少的乡村。黑死病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中世纪末期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画作很多与瘟疫相关。“死亡之舞”——骷髅牵着人手舞足蹈的艺术造型，成为当时画作的主题。

疫情笼罩下的恐惧和无知往往会为阴谋论提供沃土。少数群体（特别是犹太人、斯拉夫人）、麻风病人成了替罪羊而遭到迫害。由于神父和执法者或死或病，无论是神的律法还是世间法律的权威都受到挑战。反犹主义导致大规模的屠犹事件。西欧的犹太人被迫向波兰等东欧国家迁移，东欧犹太人占全球犹太人的比例急剧上升，到18世纪60年代已经占大多数。

黑死病横行欧洲时，许多医生身穿泡过蜡的亚麻或帆布衫，头顶戴着黑帽，戴上可过滤空气、状如鸟嘴般的面具，眼睛由透明的玻璃护着，手着白手套，持一木棍，用来掀开病患的被单或衣物、或指挥病人如何疗病，他们认为这样的装备可以保护自己免于感染。

被激发的城邦政府活力

黑死病的蔓延及其致命影响动摇了传统的习俗和信仰体系。人们普遍相信这是上帝在表达对人在地上罪恶的愤怒。为了平息神的怒气，人们求助于宗教仪式和游行，数百万人在复活节期间前往罗马朝圣，进一步增加了病菌传播的机会。

一些城市决定建造新的教堂，还有一些地方试图通过禁止赌博等方式使得人们在道德上更无可指摘。对黑死病的恐惧也导致一些怪异行为的出现。神秘主义盛行，人们试图通过与上帝以无法解释的、不可预知的纯粹个人化方式进行沟通。

黑死病沉重打击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在疫情中，修道院成了救助病人和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地。教士需要花更多时间与患病教众在一起，甚至护理他们，这样一来，他们感染疾病的几率比普通人要高很多。据估计，在瘟疫期间有35％的高级教士死去。一些神职人员不再履行职责。神职人员的大批流失，以及他们在瘟疫面前的无能为力，使得人们开始不再相信他们的超自然能力。反对教会的行动在1346年后变得更加公开和普遍，这为后来约翰·威克里夫和马丁·路德主张宗教改革提供了社会基础。

实际上，当欧洲数年后从黑死病中复苏时，教士们的绝对权力被慢慢打破，知识技能也开始向新的社会阶层转移。新的职业开始出现，包括抄写员、建筑师、泥瓦匠、金属工人。平民开始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懂拉丁语的神父和教师的死去，本国语言开始在西欧取代拉丁语成为通用语。人们对于教会权力和重要性的笃信开始动摇，社会充满了对艺术、教育和社会生活复兴的需求。

黑死病还引发了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革命。一些沿用至今的卫生措施如消毒、封城、强制社会隔离和检疫隔离在意大利一些城市开始制度化。

封城措施首先在米兰和曼图亚得到推行。据说，米兰大主教下令在最先发现疫情的三所房屋周围建起围墙，禁止里面的居民出来。这种建立隔离区内的做法有点类似今天小区的封闭式管理。

西西里东南曾是威尼斯城邦国家一部分的拉古萨城率先推出检疫隔离的做法。1377年7月，该城立法委员会通过法律，规定来自非流行地区的人员或车辆只有在指定区域停留一个月进行消毒和隔离后才能入城。这一措施后来在威尼斯被沿用，只不过检疫隔离的天数变成了四十天。事实上，英语单词“quarantine”（检疫）源于意大利语单词“quarantino”（四十天）。

从积极意义上讲，黑死病激发了城邦政府的活力。他们在面对疫情时的及时有力的应对使得1350年~1550年间的两个世纪成为欧洲城邦国家的黄金时代。在德国和意大利，由于城邦政府和教廷之间没有来自更高一级的世俗政府的有力竞争，情况尤其如此。

经济变迁与权力均衡改变

黑死病也成为欧洲经济变迁的催化剂。正如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所描述的，极高的死亡率，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幸存者往往采取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态度，更加注重活在当下。村庄开始荒芜，农民放弃收取他们劳作的成果，只专注于享受现存所有。由于贸易变得困难，商品价格骤升。

14世纪初期，欧洲存在大量农奴，土地昂贵。但黑死病将这种情况扭转：劳动力出现短缺，耕地价格却下降了。劳动力变得珍贵，欧洲从劳动力密集型社会转向土地密集型社会。领主想要雇佣到合适的人手，就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资，给予更好的待遇。

在西欧，劳动力的急剧减少迫使领主采用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的自耕农模式，不仅降低土地租金，而且从定期租金制度转向分成租佃制。很多无主土地使产权变得更容易界定，谁占谁得。农奴开始得到解放，成为自由劳动者。

总体上，农民在14世纪下半叶和15世纪有大量肥沃和廉价的土地耕种，或享有更高的工资。瘟疫幸存者比1348年前拥有的个人财富反而增加了。农奴制度的瓦解使得农民开始自由流向城市，城市无产者阶层开始出现。同时，劳动力的稀缺鼓励更多的技术创新，水磨和风车开始迅速普及。

同时，贫富阶层之间久已存在的不满浮至表面，新生的财富阶层与现存的寡头政治之间发生冲突，使得仇恨与恐惧以暴力的方式表达出来。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都发生了农民暴乱。

黑死病在某种意义上也改变了欧洲的权力均衡。虽然瘟疫激发了城邦国家的政治活力，但黑死病一波又一波地光顾也削弱了它们的经济实力。

根据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的观点，从5万~10万年前开始，人类与传染病之间就一直保持着一种脆弱的动态平衡。人类文明的每一次所谓进步，往往都意味着这种平衡被打破，而平衡的重建往往伴随着瘟疫横行，人口减少，对现有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产生冲击。

黑死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使欧洲人口骤降，加剧了经济变迁和社会动荡，迫使当政者采取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甚至影响了战争形式和权力均衡。

但是其作用也不宜夸大。很多变化包括社会对神权统治的不满、土地制度的动摇以及文艺复兴，在瘟疫到来之前就已经发生，黑死病起到的更多是“加速器”而不是“原动力”的作用。

令人感叹的是，黑死病从暴发至今已670多年，人类对传染病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医疗手段也今非昔比。但在应对新冠病毒这类新型传染病时，我们手中的“工具箱”却仍没有太大的更新。我们所依靠的公共卫生干预手段在本质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正如所罗门所言，“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