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神话中,女神雅典娜给雅典带来和平和富裕,成为了城市的守护神。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神祗,百姓为资纪念,每年定期举办祭祀,成为地方民俗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位大神就是遍及每个城市的城隍神,供奉他的庙宇称为城隍庙。
“城隍”一词始见于《周易·泰》:“城复于隍,勿用师。”《说文解字》释“隍”曰:“煌,城池也。有水日池,无水日隍。”有关城隍信仰的起源,说法不一。《明史·礼志》指出:“城隍之祀,莫详其始。”《北齐书》最早有了城隍庙的明确记载。天保六年(公元555年),慕容俨驻守郢城(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
上图_ 城隍 ,有的地方又称城隍爷,是中国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祇之一
南北朝时,“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城隍庙并非吴越独有,《广异记》、《稽神录》、《酉阳杂俎》、《报应录》、《续神仙传》等书中出现的城隍庙,遍及全国州郡。《全唐文》中,张说、张九龄、韩愈、杜牧、李商隐等名家皆撰写过城隍祭文。南宋学者赵与时的《宾退录》中称:城隍“今其祀几遍天下,朝家或赐庙额,或颁封爵。”显然,城隍祭祀在北宋上升为国家祭典之一。
与雅典娜不同,中国的城隍神因地而异,数量也有不同。北宋邕州(今广西南宁)知府苏缄率军守城抗敌,后城破自焚殉国,被邕州人立为城隍神。上海的城隍神原本是西汉名臣霍光;明初是秦景荣为城隍;抗战时期,上海人民又将晚清江南提督陈化成请进了城隍庙,如此一来,上海就有了三位城隍神。
上图_ 上海城隍庙老照片
上图_ 清代上海城隍庙茶楼
城隍之所以受到民众的拥戴,是因为他肩负的神职。他最初的使命就是守城安民。上文提到的慕容俨在南梁军队围城之际,顺应士兵心愿,向城隍祷告,“须臾,冲风肤起,惊涛涌激,漂断荻洪”,“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为神助”, 郢城的水上封锁线随即瓦解。
元朝余阙撰写的《安庆城隍显忠灵佑王碑》详述了城隍显灵的事迹:“至正中,颖、六之盗起,江淮以南郡县陷没者十七、八,及盗之平,所在为墟。舒特与盗竟大小格斗前后百余,民率咨神而后行,卜朝以战则朝而捷,卜夕以战则夕而捷,群盗未尝一日得志而去者。”每逢兵燹变乱,民众在城隍庙祈祷请愿,已成世俗常态。
上图_ 1912年,浙江金华兰溪城隍庙
即使是承平之际,城隍也没闲着。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黄州大旱,刺史杜牧为民请命,两祭城隍,他在《祭城隍神祈雨第二文》中恳求:“今旱已久,恐无秋成,谨具刺史之所为,下人之将绝,再告于 神,神其如何。”
清朝时,郴州虎患猖獗,为害一方,“化日光天之下,敢肆爪牙,熙来攘往之市,毁伤肢体”,时人杨撰祭告城隍:“仙旆灵旗,藉神兵暗伸诛讨”。不仅如此,水灾火患、镇疫疗疾之类凶事,民众不约而同地求助于城隍,此类记载,不绝于史。对城隍庙的崇拜,符合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需要。
上图_ 民国《郑板桥城隍庙记润格合册》
时至唐朝,城隍升级为阴间主宰。段全纬的《城隆庙记》中称:“阳之理化任乎人,阴之宰司在乎神。”为城隍业务范围的拓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太上老君说城隍感应消灾集福妙经》记载,城隍手下有十八名判官,分管人生死案、长生注命案、善恶报应案等事务。
《太平广记》里有这样一则故事。唐洪州司马王简易得了重病,梦见鬼使丁郢奉城隍之命,将他索至城隍庙,“城隍神命左右将簿书来,检毕,谓简易日:‘犹合得五年活,且放去。’”《夷坚志》坦言城隍属下有门客、判官和差役等,另负“上天遍命天下城隍社庙各将所部兵马防江”的权力,因此,城隍能够收管人的亡魂,还能缉拿作祟之鬼。城隍庙的具体呈现,体现了人们对自我救赎的普遍诉求。
上图_ 明太祖朱元璋半身像 乾隆御制本
城隍还掌握着监察官僚、奖善惩恶的职责。宋朝地方官赴任伊始,便要祭拜城隍。《稽神录》中,玉山主薄朱拯“顷补安福令,既至,谒城惶神”。
明朝时,官员谒见城隍,成为约定俗成的官场制度,丘在《大学衍义补》中记述:“(太祖)俾有司到任之初,特与神誓。”朱元璋对此解释:“朕立城煌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可见要求新官向城隍相誓的形式,无形中约束了官员言行,监察在任政绩,达到“稗幽明举不得幸免”的目的。这一制度延续到了清朝,“凡府州县新官到任,必先宿斋城隍庙。”可见其影响力巨大。
明朝初立,朱元境“于临御之初,与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两年后,朝廷下令:都城城隍“统各府州县之神,以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至此,城隍成为官府和宗族约束庶民、整顿社会秩序的重要帮手。凡忤逆不孝、奸盗作伪、欺压良善等恶行,先由“神必报于城煌,发露其事”,再经官府受理惩办。对于尽孝忠厚的善举,“神必达之城陛,阴加护佑”。在官方的推动下,城隍庙神化功能日益加强,对其普及起到促进作用。
上图_ 城隍庙庙会旧照
城隍信仰的盛行,民间逐渐形成了祭祀城隍的“赛会”民俗。唐朝出现了大量的赛城隍诗文。宋朝的赛城隍会已蔚然成风。陆游感叹:“祈攘报赛,独城隍而已。”赛会在城隍诞辰举办,“或袭邻郡之称,或承流俗所传,郡异而县不同。”蒲松林在《聊斋志异》中表示:“吴俗最重城隍之神,木肖之,被锦藏机如生,……习以为俗,岁无敢懈。”
商人在赛会中嗅出了商机,自发形成城隍庙会。明清的北京城隍庙会规模甚大。明朝时,当地城隍庙会“陈设甚颗,人生日用所需,精粗毕备,羁旅之客,但持阿堵入市,顷刻富有完美。”清乾隆时期,北京“惟于五月朔至八日设庙,百货充集,拜香络绎。”清末,城隍出巡“沿街空巷,逐队而观,甚至有各种香会随之,谓之献神。”祭祀活动的开展,树立了城隍信仰普世推广的基本价值。
上图_ 清秦蕙田的《五礼通考》262卷,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礼学的集大成之作
《五礼通考》强调:“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这一说法是为城隍神量身定做的。在世情民意的推进下,他由护佑一方的土地神转变为身兼多职的社会神。随着社会秩序和城隍神的相互关联,城隍庙的遍地开花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计白当黑
参考资料:
【1】张泽洪 《城隍神及其信仰》
【2】萧 放 《漫说城隍信仰》
【3】余继登 《典故纪闻》
【4】王 圻 《续文献通考》
【5】孙承泽 《春明梦余录》
【6】赵与时 《宾退录》
【7】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
【8】潘荣陛 《帝京岁时纪胜》
【9】崇 彝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10】丘 《大学衍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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