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旭
大多数情况下，可怕的并不是社交对象，我们害怕的是社交要承担意料之外的后果。
2021年4月5日，美国纽约，一名戴口罩的女性从艺术家阿默·奥尔森（Amer Olson），创作的题为“格林威治村精神”的壁画前面走过。/视觉中国
太宰治在《人间失格》中写道：“我一向竭力回避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害怕卷入那样的漩涡之中。”如今，太宰治描述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当中，大多是年轻人，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打上了一个标签——“社恐”。
“社恐”是“社交恐惧症”的简称，指行为主体不敢进行面对面的社会交往。换言之，这个群体在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时会感到有压力、不自在，并且无法以正常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而这种趋于回避与退缩的心理状态，也多见于在手机媒介环境下成长的个体。
“在真正需要帮助时，社交就变得不那么令人恐惧”
叶佳璇就是其中之一。她今年25岁，刚刚拿到艺术史硕士学位。她本科时学的是广告学，该专业偏重协作与沟通，但她明显感觉自己难以适应。于是，当大多数同窗选择毕业后进入4A公司或者“大厂”时，她毅然决定去读一个自己感兴趣又不用和人打太多交道的专业。
刚上大学时，叶佳璇并不知道“社恐”这个概念的存在。她以为自己不善人际交往，单纯是性格内向的原因。但在一次参加社团活动的面试时，她观察到，其实身边有很多和她一样的人。“大家都很拘谨，在那个环境里，完全可以针对项目内容聊聊天，但人们都在玩手机，以掩饰当时的尴尬。”自那往后，叶佳璇会思考“为什么自己和同龄人会恐惧社交”，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在当代社会，手机成了回避社交的挡箭牌。/图·unsplash
上大二时，叶佳璇报名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的录制。习惯独来独往的她，这一次也是独自前往现场。看到身旁成双结对的观众，她觉得自己稍微有些奇怪，但是她并不渴望和其他人建立联结。录制结束，已近深夜，从大兴星光影视园到她东五环外的宿舍有三十公里，作为一个女孩儿，她不免有些害怕。
叶佳璇正发愁如何回去的时候，一个同校学生出现在她眼前。那个女孩主动问她：“要不要一块儿？做个伴儿。”她点点头，两个人拼了个车，搭伴儿回了学校。在路上，她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下车后互加了微信。那时，叶佳璇意识到，“社恐”有时候好像只是一个托词：“在我真正需要帮助时，社交就变得不那么令人恐惧。”她觉得，自己的“社恐”状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陌生的回避。
在我真正需要帮助时，社交就变得不那么令人恐惧。/图·unsplash
回到宿舍，叶佳璇躺在床上回想起自己过往那些真正的“社恐时刻”。
过年回老家，不太熟悉的七大姑八大姨会问她很多难以回答的问题，譬如：“谈恋爱了吗？”“学的专业以后出路是什么？”对于这些近似拷问的问题，她会即时触发内心的“社恐按钮”，尴尬地说上几句之后，她就找个由头赶紧逃离现场。
学生会组织的聚餐也让叶佳璇感到不适。起初，她加入那些校园组织，是为了“能让自己在学习之余，有些事做”，但她慢慢察觉，当中的运行模式，与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大家没有过深的交往，表面看着嘻嘻哈哈，但实际上，相互之间并不了解。”所以，每次和他们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叶佳璇都会觉得有些别扭：一方面，不能放开吃，肚子填不饱；另一方面，大家都在尬聊，“无论是讲述的，还是聆听的，都很不好受”。
最让叶佳璇受不了的环节还不是用餐，而是结束之后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尤其是“真心话大冒险”游戏，被叶佳璇称为“社恐的洼地”。每次轮到她，她都只选“真心话”，因为包含着亲密动作的“大冒险”对她来说简直是“公开处刑”。虽然名义上是“真心话”，但实际上就算胡编乱造一些经历，也不会有人在意：“每次聚会，真正感到快乐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中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的轮番轰炸，乔姐有妙招。/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在比对了不同情境下自己的反应之后，叶佳璇得出了一个结论：像自己这样的“社恐”，并非生活中的异类，“回避社交，只是应对陌生和尴尬的一种方式而已”。所以，在她看来，没有必要放大这种状态，“把‘社恐’挂在嘴边，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尽管叶佳璇想得很清楚，但在行为上，她依旧按照旧有的习惯去社交。在众多社交对象里，“半熟不熟的人”最令她头疼，她至今找不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交往方式。老朋友则是她的“舒适圈”，不过她也不过分依赖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她会和朋友们聚一聚，聊聊知心话。那个时候，她并不觉得自己是个“社恐”。
“工作场合的‘社恐’，大多是想化繁为简”
与叶佳璇同年出生、已经工作三年的胡翰对“社恐”的理解就完全不同。在朋友眼里，胡翰很爱表露心迹，从他在社交场合的表现来看，几乎没有人会把“社恐”安在他头上。但他自己反复强调，工作时，他是极度“社恐”的那一类。
与同事在楼道内正面相遇，他会用最快的速度掏出手机，以免令他难堪的打招呼环节在二人之间发生。于他而言，同事就像一阵风暴，手机则是那个让他相安无事的风暴眼。尽管他只是划拉几下，并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操作，但仍能确保他与同事相安无事。
平级之间倒是可以通过一些“小聪明”蒙混过关，但如何掌握与领导的相处之道，却着实让胡翰犯难。他的直属部门总监三十出头，旁人对其的评价是“人机灵，会来事儿”。用胡翰的话说，就是“圆滑”。 胡翰说，他自幼就忌惮与这样的角色打交道。他觉得，以自己的经验、阅历，同这种人说什么，都没有太大的价值。于是，他选择对工作情况避而不谈，除了递交日报，与总监的沟通几乎为零。
他选择对工作情况避而不谈，除了递交日报，与总监的沟通几乎为零。/图·unsplash
在追求效率与秩序的职场上，胡翰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慢性自杀”。时间长了，总监自然而然就认为他每天都在“摸鱼”，就算他做出了一些成绩，也由于反馈的缺乏，而得不到任何相应的回报。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在回家的路上，胡翰就盘算着，第二天一定要好好和总监聊一聊。但等太阳升起，胡翰又失去了言说的欲望。他担心自己措辞不当，也生怕总监反应过度，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与隐忍。
有一段时间，胡翰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这个苦恼。大家给他想的办法，大多是让他“敞开心扉，咬着牙，往前迈一步”。但对他来说，“道理都懂，可还是做不好这些看似简单的事儿”。他说，原以为业绩终将证明一切，可他现在领悟到，“学会职场社交和做好本职工作同样重要”。他并没有感到意外，自己渐渐“被冷落了，手头分到的工作也变得更为边缘”。在愤怒与自责的复杂心理驱使下，他决定辞职。这是他在职场上第一次因为“社恐”而遭遇的“滑铁卢”。
回老家赋闲三个月后，胡翰鼓足勇气，入职一家在无锡的网络信息安全公司。这回他开心极了，因为他终于不用为社交而发愁了。作为公司的产品文案，他只需将信息精准地传递出去即可：“无功无过，敲敲键盘就能养活自己。”
然而，胡翰并没有过几天舒坦日子，职场“社恐”的他迎来了更大的挑战。随着公司业务调整，胡翰进入营销部门。原本用不着动嘴皮子的他，却阴差阳错地要以说话为生。起初，他本能地想退缩：“我这样的人怎么能适应每天那种状态呢？”最初的几次业务洽谈，他紧张不已，汗水浸透贴身衣物，“感觉每天回家都像虚脱了一般”。虽然很艰难，但他这次不打算放弃：“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
5月的一天，客户下了个大单。走完财务流程后，胡翰主动约领导吃了顿饭，“一来，感谢他的栽培；二来，也算是维护一下我们双方的关系”。酒过三巡，他对上司说了些肺腑之言。令他意外的是，领导也愿意同他讲一些生活琐事与工作烦恼。那一刻，他如释重负。
2020年10月1日，四川绵阳创新中心，在自助手机充电站边充电边刷手机的人。/视觉中国
胡翰突然领悟，“职场社恐”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设定的障碍，想突破这层藩篱，终究还得靠自己，“大多数情况下，可怕的并不是社交对象，我们害怕的是社交要承担意料之外的后果”。胡翰说：“坐在工位上默不作声，肯定很轻松，但这无异于固步自封。”他之前觉得，回避职场社交，可以化繁为简，可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工作场景中，不“社恐”，就有更多的可能。
哲学家叔本华说，生活在社交人群中的人们必然被要求相互迁就和忍让，社交聚会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拘谨、掣肘。叶佳璇和胡翰通过主观调整，让那些曾经难以接受的状态向好的方向发展。实际上，大多数声称自己“社恐”的人和他们一样，担心的其实是对社交的焦虑，在情绪得到一定舒缓之后，生活会发生极大的改观。
在医学的界定中，“社恐”算是恐惧症的一种亚型病症。对于人这种社会性动物来说，完全的病理意义上的“社恐”，存在的可能性并不大。之所以会出现如今“社恐”泛滥的情形，与当下的信息承载方式和沟通场景的变化有很大的关联。
比起传统的身体在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线上的手段来完成社交。虽然便捷性大大提高，但由于注意力的缺失和情感互动的减少，社交对于人们的意义也不一样了。日本学者中野收在《现代人的信息行为》一书中研究过电视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的社交。他提出“容器人”概念：现代人的内心类似一种“罐装”的容器，孤立且封闭，为了摆脱孤独状态，人们希望与他人接触。但在社交过程中，只是内心的容器外壁相互碰撞，任何一方都无法深入对方的内心世界。
2021年6月1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家饭店里，巨幅壁画十分抢眼。/视觉中国
叶佳璇和胡翰的“社恐”属性，与“容器人”近似。这种心理状态很复杂，也很割裂。但他们并不是人群中的异类，没有必要将“社恐”妖魔化、放大化。恰如他们所言，刻意回避一些社交，或许只是应对陌生和尴尬的一种方式而已。
“社恐”妖魔化、放大化。恰如他们所言，刻意回避一些社交，或许只是应对陌生和尴尬的一种方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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