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李志敏评价：“苏轼是全才式的艺术巨匠。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调任汝州（现河南临汝）团练副使时，顺便送他的长子苏迈到饶州德兴县任县尉，途经湖口，游览了石钟山，进行实地考察，为辨明石钟山命名的由来，写了这篇文章。
文章通过记叙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探究，强调要正确判断一件事物，必须要深入实际，认真调查。在艺术上，此文具有结构独特、行文曲折、修饰巧妙、语言灵活等特色。
石钟山
作品原文：
《水经》云：“彭蠡(lǐ)之口有石钟山焉。”郦(lì)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qìng)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bó)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líng)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fú)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kēng)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水经》说：“鄱阳湖的湖口有一座石钟山在那里。”郦道元认为石钟山下面靠近深潭，微风振动波浪，水和石头互相拍打，发出的声音好像大钟一般。这个说法，人们常常怀疑它。如果把钟磬放在水中，即使大风大浪也不能使它发出声响，何况是石头呢！到了唐代李渤才访求石钟山的旧址。在深潭边找到两块山石，敲击它们，聆听它们的声音，南边那座山石的声音重浊而模糊，北边那座山石的声音清脆而响亮，鼓槌停止了敲击，声音还在传播，余音慢慢地消失。他自己认为找到了这个石钟山命名的原因。但是这个说法，我更加怀疑。敲击后能发出声响的石头，到处都这样，可唯独这座山用钟来命名，这是为什么呢？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kōng)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mù)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qī)鹘(hú)，闻人声亦惊起，磔(zhé)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ké)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guàn)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chēng)吰(hóng)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xià)，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kuǎn)坎镗(tāng)鞳(tà)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zhì)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yì)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日，我从齐安坐船到临汝去，大儿子苏迈将要去就任饶州德兴县的县尉，我送他到湖口，因而能够观察这座称为“石钟”的山。庙里的和尚叫小孩拿着斧头，在乱石中间选一两处敲打它，发出的响声，我本来就觉得可笑，并不相信。到了晚上，月光明亮，我独自和苏迈坐着小船来到绝壁下面。巨大的山石在旁边耸立着，高达千尺，好像凶猛的野兽和奇异的鬼怪，阴森森地要向人扑过来；山上宿巢的老鹰听到人声，也受惊飞起来，在云霄中磔磔地鸣叫；又有像老人在山谷中边咳边笑的声音，有人说这是鹳鹤。我正心惊想要回去，忽然巨大的声音从水上发出，噌地响着像钟鼓的声音连续不断。船夫非常害怕。我慢慢地观察，原来山脚下都是石头的洞穴和裂缝，不知它们的深浅，微微的水波涌进洞穴和裂缝，激荡撞击便产生这样的声音。船绕到两山之间，将要进入港口，有块大石头挡在水流的中央，上面可坐百来个人，中间是空的，而且有许多窟窿，把风浪吞进去又吐出来，发出窾坎镗的声音，同先前噌的声音相互应和，好像音乐演奏。我于是笑着对苏迈说：“你知道吗?那噌吰的响声，是周景王无射钟的声音；窾坎镗的响声，是魏庄子歌钟的声音。古代的人没有欺骗我啊！”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yì)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dài)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bó)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lòu)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凡事不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却根据主观猜测去推断它的有或没有（正不正确），可以吗？郦道元见到和听到的，大概和我一样，但是说得不详细；士大夫终究不愿夜晚乘着小船停靠在悬崖绝壁下面，所以不能知道真相；而渔人和船工，虽然知道却又不能用文字表达、记载。这就是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石钟山得名由来）的缘故。而浅陋的人用斧头敲打石头的办法来寻求（石钟山得名的）原因，自以为得到了事情的真相。我所以记下以上的经过，是因为叹惜郦道元的解释过于简略，也嘲笑李渤的解释太浅陋了。
宋仁宗嘉佑五年，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属正九品。苏轼未赴任，经欧阳修、杨畋等推荐，寓居怀远驿，精心准备制科考试。试前，苏轼上杨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留侯论》就是《进论》中的一篇。
这篇文章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
张良（？—前186年），字子房，颍川城父人。秦末汉初杰出谋臣，西汉开国功臣，政治家，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张良力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并疏通项羽季父项伯，使得刘邦顺利脱身。凭借出色的智谋，协助汉王刘邦赢得楚汉战争，建立大汉王朝，帮助吕后之子刘盈成为皇太子，册封为留侯。汉高后二年（前186年）去世，谥号文成。汉高祖刘邦曾在洛阳南宫评价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作品原文：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cù)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一定会拔起剑，挺身上前搏斗，这不足够被称为勇士。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当无原因受到别人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志向非常高远。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张良被桥上老人授给兵书这件事，确实很古怪。但是，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居君子出来考验张良呢？看那老人用以微微显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圣贤相互提醒告诫的意义。一般人不明白，把那老人当作神仙，也太荒谬了。再说，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而在于使张良能有所忍，以就大事）。
张良像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jù)鼎(dǐng)镬(huò)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yí)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bēn)、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fèn)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在韩国已灭亡时，秦国正很强盛，秦王嬴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那种住在家里平白无故被抓去杀头灭族的人，数也数不清。就是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凡是执法过分严厉的君王，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气势是不可以凭借的。张良压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以他个人的力量，在一次狙击中求得一时的痛快，在那时他没有被捕被杀，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也太危险了！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jīng)轲(kē)、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yí)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jù)傲鲜腆(tiǎn)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富贵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做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而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侥幸所以没有死掉，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态度傲慢无理、言语粗恶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凭借这点而成就大功业，所以到最后，老人说：“这个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
子房山上张良塑像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tǎn)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kuài)稽(jī)，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fèn)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牵了羊来迎接。庄王说：“国君能够对人谦让，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就此放弃对郑国的进攻。越王勾践在会稽陷於困境，他到吴国去做奴仆，好几年都不懈怠。再说，有向人报仇的心愿，却不能做人下人的，这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那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么这样说呢？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却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这本是秦始皇所不能惊惧他和项羽所不能激怒他的原因。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huái)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因此战争中是百战百胜，但是随随便便使用他的刀锋（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保持自己完整的锋锐的战斗力，等到对方疲敝。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kuí)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yú)！
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称。啊！外柔内刚，这就是张良成为张良的原因吧！
《记游定惠院》是苏轼贬居黄州（今湖北黄冈）时应徐大正之请而写的一篇记游小品。定惠院在黄冈县城东南，苏轼初到黄州时曾寓居于此，后又常往游。据其《上巳日，与二三子携酒出游，随所见辄作数句，明日集之为诗，故辞无伦次》诗王十朋集注引《志林》，苏轼此次游定惠院为元丰七年（1084）三月初三日。
文中记述了苏轼与二三友人一天愉快地游赏，随物赋形，信笔抒意，以淡雅的笔触，将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渲染出一种清新隽永的意境。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十分熟悉当地风物，而且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极为融洽，字里行间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与乡土气息，所以语言清新、自然，有随手拈来、信口脱出之美。结构组织似不经意，然而按时间顺序记一天游玩过程，有松而不乱之美。
作品原文：
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xié)客置(zhì)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复与参(cān)寥(liáo)禅师及二三子访焉，则园已易主。主虽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zhǐ)木，性瘦韧(rèn)，筋脉呈露，如老人头颈。花白而圆，如大珠累(lěi)累，香色皆不凡。此木不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饮，往憩(qì)于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处修洁，如吴越间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阁上，稍醒，闻坐客崔成老弹雷氏琴，作悲风晓月，铮铮然，意非人间也。晚乃步出城东，鬻(yù)大木盆，意者谓可以注清泉，瀹(yuè)瓜李，遂夤(yín)缘小沟，入何氏、韩氏竹园。时何氏方作堂竹间，既辟地矣，遂置酒竹阴下。有刘唐年主簿者，馈油煎饵，其名为甚酥(sū)，味极美。客尚欲饮，而予忽兴尽，乃径归。道过何氏小圃，乞其藂(cóng)橘，移种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将适闽(mǐn)中，以后会未可期，请予记之，为异日拊(fǔ)掌。时参寥独不饮，以枣汤代之。
黄州定惠院东边的柯山上，有一株海棠，枝叶特别繁茂。每年花开的时候，我都会带着客人前去饮酒赏花，已经五次醉在这海棠树之下了。今年又和参寥禅师以及其他几个好友去访赏，然而那个园子已经换了主人。主人虽然是个商贾，但因为我的原因，他也稍稍地培育治理了这个园子。园子里有很多年老的枳木，木性瘦瘠而坚韧，树的筋脉都显露在外面，好像老人的头颈。花白而形圆，好似成串的珍珠，香气和颜色皆不平凡。这种树不讨人喜欢，主人本来想过一阵砍去，也是因为我的缘故，没有被砍掉。喝过酒之后，我们去尚姓人家休息。尚氏也是个平凡的人，但居住的地方干净整洁，好像江浙一带的人，他家的竹林和花圃都很讨人喜欢。我醉躺在小板阁上，一会醒了，听见客人崔成老弹奏雷氏琴，琴声像悲鸣的风、微亮的月光，铮铮有声，得到的享受是人间所没有的。到了晚上，徒步来到城东，买了一个大木盆，心想可以注入清水，浸泡瓜和李子，于是沿着小沟，走进了姓何与姓韩人家的竹园。那时何氏在竹林之间修筑大堂，已经把地方都腾出来了，于是把酒放在竹荫下。有一个叫刘唐年的主簿，送给我们一种油炸的小吃，名字叫“甚酥”，味道很好。客人还要喝酒，而我忽然没了兴致，于是直接回家了。路上拜访了姓何人家的小园子，跟他要了一丛橘子，移植到了雪堂的西边。客人徐得之马上就要启程到闽中去，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于是恳请我记下今天之事，作为以后的谈资。那个时候，参寥是唯一一个不喝酒的人，于是用枣汤代替了酒。
苏轼于嘉佑二年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试于礼部，时年21岁，到嘉佑五年（1060年）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时间先后写有二十五《进策》、二十五《 进论》，这些策论基本上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张。《贾谊论》就是《进论》中的一篇。
贾谊（前200—前168），世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初期的政论家、文学家。年少即以育诗属文闻于世人。后见用于汉文帝，力主改革，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因当时长沙王不受文帝宠爱，故有被贬之意）。后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堕马而死，自伤无状，忧愤而死。
贾谊像
全文紧扣贾谊失意而终展开，对贾谊的人格特质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剖析当时的历史背景，虚实结合、正反对比，用逐层推进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认为贾谊悲剧的原因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并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末段总结文章目的：劝说人君遇到贾谊这样的人才，要大胆使用，不要错过时机；劝解贾生式的人，要自爱其身，要善于自用其才。论证有理有据、层次分明。
作品原文：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jiǎ)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人要有才能并不难，要使自己的才能施展出来实在不容易。可惜啊，贾谊虽然能够做帝王的辅佐之臣，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君子要想达成长远的目标，就一定要等待时机；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就一定要能够忍耐。古代的贤能之士，都有建功立业的才能，但有些人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的万分之一的原因，未必都是当时君王的过错，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yáo)、舜(shùn)，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yù)？”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hàn)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我看贾谊的议论，照他所说的规划目标，即使夏、商、周三代的成就又怎能超过他呢？遇到像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尚且因未能尽才而郁郁死去，照这样说来，如果天下没有尧、舜那样的圣君，就终身不能有所作为了吗？孔子是圣人，曾周游天下，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扶助，希望终有一天能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将到楚国时，先派冉有去接洽，再派子夏去联络。君子要想得到国君的重用，就是这样的殷切。孟子离开齐国时，在昼地住了三夜才出走，还说： “齐宣王大概会召见我的。”君子不忍心别离他的国君，感情是这样的深厚。公孙丑向孟子问道：“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孟子回答：“当今世界上（治国平天下的人才），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君子爱惜自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如果做到了这样，还是得不到施展，那么就应当明白世上果真已没有一个可以共图大业的君主了，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像贾谊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重用他，而是贾谊不能利用汉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啊！
夫绛(jiàng)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guàn)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cí)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z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jù)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萦纡(yū)郁闷，趯(tì)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周勃曾亲手持着皇帝的印玺献给汉文帝，灌婴曾联合数十万兵力，决定过吕、刘两家胜败的命运，他们又都是汉高祖的旧部，他们这种君臣遇合的深厚情分，哪里只是父子骨肉之间的感情所能比拟的呢？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个青年，要想使汉文帝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完全抛弃旧有的规章制度，采用他的新主张，也太困难了。作为贾谊这样的人，应该上面取得皇帝的信任，下面取得大臣的支持，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从容地、逐渐地和他们加深交往，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自己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能在顷刻之间就突然对人痛哭起来呢？看他路过湘江时作赋凭吊屈原，郁结烦闷，心绪不宁，表露出退隐的思想。此后，终因经常感伤哭泣，以至于早死，这也真是个不善于身处逆境的人。谋划一次没有被采用，怎么知道就永远不再被采用呢？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形势的变化，而自我摧残到如此地步。唉，贾谊真是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见识不足。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ruì)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fú)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juàn)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jǔ)，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古人有出类拔萃的才能，必然会不合时宜而招致困境，因此没有英明智慧、不受蒙蔽的君主，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古人和今人都称道苻坚能从草野平民之中起用了王猛，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斥去了原来的大臣而与王猛商讨军国大事。苻坚那样一个平常之辈，竟能占据了半个中国，这道理就在于此吧。我很惋惜贾谊的抱负未能施展，所以对此加以详尽的评论。同时也要使君主明白：如果得到了像贾谊这样的臣子，就应当了解这类人有孤高不群的性格，一旦不被重用，就会忧伤颓废，不能重新振作起来。像贾谊这种人，也应该有节制地发泄自己的情感呀，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立身处世啊！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苏轼《墨竹图》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题王晋卿诗帖
昆阳城赋卷
获见帖
归安丘园帖
治平帖
致至孝廷平郭君尺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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