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土以居，佳山川以游，二者尝不能兼，唯大理得之。
——王士性（明）
云南与东南亚国家接壤，因而大理自古以来便是不同文化碰撞和交汇的门户。19世纪时，英国和法国相继殖民缅甸和印度支那，进而向云南渗透，探险家、植物学家、传教士等“洋人”纷杳而至，在大理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天主堂和基督堂，最初的传教士
沿着大理古城最繁华的人民路向着洱海门的方向东行，与新民路相遇后右转，将喧嚣的街景抛在身后，一座充满白族特色的天主教堂正安静地伫立在小巷深处。
据史料记载，清光绪元年（1874年），法国传教士在大理购得一处房产，将其改为教堂，后在1925年的大地震中倒塌。彼时，主持教务的叶美章主教决定在原址基础上进行重建，聘请当地精于白族寺庙建筑的能工巧匠主持施工，历时三年，最终修建起一座充满民族色彩、极具美感和宗教功能性的天主教堂。
整个建筑将厅堂、门楼和钟楼连为一体。门楼是白族传统民居的“三滴水”样式，重檐歇山顶，饰以雕刻和彩绘，繁复而精致。门窗部分保留了西方教堂的哥特式造型，颇有巧思地将钟楼设计在教堂顶层，借以增加建筑的整体高度。整个设计将高耸的哥特式风格与白族传统寺庙常用的曲线大飞檐相结合，中西合璧，独树一帜。
慵懒的春日午后，天主堂内空无一人。圣母像低垂着眉眼，怜悯地看着人世间。蓝色的屋顶与赭红色的木柱和桌椅相映衬，艳丽而质朴，墙上挂着以圣经内容为主题的画作和木刻，那背后或许藏着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往事。
除了天主堂，距离“洋人街”不远处的新民路上还有一座大理最早的基督教堂，由英国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经缅甸传入，距今已有114年的历史，被列为中国百年教堂之一。
英国牧师乔治·克拉克和瑞士籍的妻子芬尼·克拉克是最早抵达大理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在此居住了两年，教白族人识字、办寄宿学校，却只招来三个学生，发展了七、八个信徒。严重的水土不服和辛劳的生活击溃了芬妮的身体，她于产后两个月辞世。乔治在苍山买下一小块坡地，建成芬妮的长眠之所，并为怀中啼哭的婴儿取名萨缪尔·大理·克拉克，以纪念这段艰辛的岁月。
在克拉克夫妇之后，西方传教士们前赴后继地来到这里。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大理成为云南、乃至西南最重要的教区之一。传教士们九死一生地进入澜沧江和怒江大峡谷深处，在偏远的村寨部落里修建起教堂，传播信仰，有的甚至埋骨当地，再不曾离去。
这一切直至新中国成立，传教士们被遣送出境。
如今，当稀稀落落的游客流连于造型精美的教堂前，少有人会想起那段被岁月淹没的历史，以及留下短暂足迹的异邦旅客。
弥撒结束后的天主教堂庭院
在大理教堂广场上神父带领的节日游行
大理不再是嬉皮士的乌托邦，床单厂装满诗和远方
探险家和传教士带着满腔遗憾离开云南，也带走了关于“秘境”的种种回忆。几十年后，留着长发的嬉皮士背包客们从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流浪到了大理古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理古城里出现了一条“洋人街”。外国背包客们聚集于此，过着张扬而随性的简单生活，他们坐在路边喝酒、抽大麻，弹着吉他唱歌吟诗，跟路过的陌生人打招呼、拥抱，不去计划将来，只活在当下。这些外国背包客们有的将大理当作中转站，有的却停下脚步开起来了餐厅、酒吧和洗衣店。他们教会当地人如何制作地道的咖啡和披萨，中西文化的交汇，以及白族人的包容，让大理一度成为嬉皮士心目中的圣地。
“雨绵绵的下过古城，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痛仰乐队用这首轻快的《再见杰克》向“在路上的”凯鲁亚克致敬，越来越多的作家、诗人和画家，如叶永清、周云蓬、肖泉，也带着对“好心情”的向往迁到大理定居。这些中国的“嬉皮士”逃离北上广紧迫的社会节奏、雾霾的天气和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避世于古城内深幽的小巷，享受着苍山下洱海旁的宁静和自由。流浪的背包客们在人民路上的餐馆和酒吧打工，或者摆摊出售明信片和手作小物件以换取路费，心底渴望着更远的远方。
2013年似乎是一个分界点。在此之后，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大理。物价和房租上涨，生活成本上升，人民路出现了城管，正变得与其他古城街道一样千篇一律。乌托邦不再，嬉皮士们逃离大理，艺术家和创作者们则纷纷搬进了床单厂艺术区。
被废置许久的九十年代旧工厂获得新生，也为日益商业化的古城寻得一条出路。几十家工作室、画廊、咖啡馆聚集于此，包括乐天陶社，经营独立出版的“杂字”和倍受文艺青年青睐的“海豚阿德”书店。大理不再是乌托邦，志同道合的创作者们却在这里形成了各自的圈子和“兴趣共同体”，他们举办各种展览和创意集市，自娱自乐的同时，也让游客们得以一窥艺术家的工作状态。
离开的离开，留下的留下。对于那些困锁于城市生活、趁着短暂假期前来买醉的普通人而言，大理仍然是”诗和远方“。
从五华楼到武庙，从天主堂到床单产，这座西南六朝古都在岁月的长河里几经沉浮。下次造访大理，不妨沿着这条路线一探究竟，了解了这几座建筑背后的故事，也就读懂了古城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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