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艺术是一种表现形式,其实文学也是一种表现形式。很多我们熟知的,那些与美相勾连的产物,它本质上都是一种形式,一种表达的方式,表达思想的方式。每一种表现形式,无论是艺术,还是音乐,还是文学,其背后都隐隐藏匿着创作者的思想光芒。在这上面,因为文学和艺术无法进行复制,也就是不存在一个“翻唱者”的属性,所以我们可以趋于流俗地认为,文学和艺术是创作者的思想。至于音乐,严格上来说,音乐在如今,其组成已经变得复杂,是一种创作者共谋而出的形式。一首歌曲,大体由编曲,写词,演唱,演奏组成。而文学,是写作者一人的思想产物。艺术,大部分都是艺术创作者一人的思想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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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和艺术,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作者的思想。而音乐不一定。21世纪初期的好男人明星人设“王某宏”,写出了《唯一》这样词曲的人,四处寻花问柳,冷暴力娇妻,这个也符合我们刚刚谈及的创作者投射论述。艺术,我们先按下不表。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文学。或者说,文字和意义所构造出来的想象的美。
文字是一种浪漫的符号。每个文字,尤其是汉字,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我们的汉字,不仅有多音字,还有多义字。单独一个汉字,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变化出无数的意义出来,谐音,通假,互文,对仗等等手法的运用,更是可以让汉字呈现出更多元的意义来。
而句子,则是把这些破碎的字所带来的意义进行缝合,从而创造出一个想象的世界出来。我们知道,文字,仅仅只是在纸上的一团又一团黑色的符号,这些符号或许彼此间各不相同,但依旧遵循着某种规律。这些字内在的逻辑,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能够去把握它。因为我们可以书写这些字。因此字不仅仅只是意义不明的团块,而是有着意义价值的符号。符号是一种高度浓缩的概念的凝聚体。一个字,并不仅仅对应一个概念。这是为什么中文那么难学的原因之一。
句子是比字更高级别的存在。中国人说话,可以略主语,可以略宾语,可以略状语,可以只说动词,可以把动词用成名词,可以将形容词变成代词……这种天马行空,而又合情合理,合乎逻辑的散落式的句子,是汉语句子的魅力之一。形散神不散的句子,似乎有神奇的魔力,可以把意义的世界黏合。中文句子,哪怕是标点符号的错位,都能带来意义的漂移。句子的内在构成,精妙无比,看似有一个具体的规律要去遵循,但是这些规律又可以随时地打破掉。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外在联系,也是奇妙无比。越是撰写句子,就越容易陷入到逻辑和想象的绮丽世界中去。哪怕现在没有凝句成文,依旧读来让人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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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字成词,凝词成句,凝句成段,凝段成文。中文是一次次地缝合,并且一次次地突破自身维度的一种结构。在每次的缝合之中,意义就被一次次圈定。字词,而不是单词。我们的汉字,是独立,自成一体的。每个汉字都可以有单独的意义。而字词,只是在两个字的同意义的范围内圈定出共有的意义,然后去呈现这个意义。我们的汉字,不是依靠顺序的不同来规定自身的不同(比如英语,dog是狗,god是神 ),我们的汉字自身就圈出了意义来。所以,每次组合成字词之后,都是在消解掉意义的边界。而字词被消解掉之后,句子将再次消解一次,一直到通文全消解。这时候,意义才被圈定了下来。就好比我们读鲁迅先生的一些讽刺文章,明着在说狂人发了疯病,暗着却是揭露封建吃人一样。唯有通读全文之后,所谓的汉字背后的意义才能浮现出来。那个特定的字词,才能够返回到那个作者想让读者明白它的意思的意义中。
在中文语境下,断章取义是极其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中文本身是一种意义不断圈定,不断自我嵌套的表达形式。其结构甚至连字体本身的实在构成,如笔划,都可能是附带有特殊的意义。民间故事记载,汉武帝时期,匈奴将领派人往中原送了一副字帖,上书:天心取米。其意既有夺我中原之意,又有嘲我国家无能人之嫌。我国古代自称天朝,而天心就是指的是首都,取米的意思,既可以指拿走大米,也可以指的是,拿走我们赖以生存的事物,即发动侵略战争。一个取字,则说明了轻而易举,匈奴将领狂妄至极,认为攻打我们易如反掌。
这里我们读取到了一种惊人的意思。那就是小小四个字,竟然包罗万象,每个字独自成义,每个字又可以是一个词,四个字凝成句子。而这个句子,又充分展现了其所能覆盖的全数范围。初看平平无奇,细看,竟然是战书一封!
我国文人墨客自是不甘示弱。朝堂之上,有人手持毛笔,添了几个笔划,立刻打消了匈奴的军争之心。“天”字加一笔,变成“未”。“心”字加一笔,变成“必”。“取”字左右各加一笔,变成“敢”。“米”字加一笔,变成“来。”“天心取米”变成“未必敢来”。一方面告诉了对方,我们已经识破了对方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则是有力地回击了对方的战书。既充分展现了我们泱泱大国的气度风范,又表现了不惧战,战必胜的自信。而在这四个字上,只添四笔,就能变换意思,有力还击,更是把汉字意义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中文之精深神妙,着实让人啧啧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