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大庆视察油田的邓小平看到职工们住牛棚的艰苦条件时说，要让大家“涨工资，住楼房”。按照当时的规划，在油田盖砖瓦房，需要一年时间，花费6000万元。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1978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只有0.37万亿元，人均收入200元，中国城镇和农村的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6.7平方米和8.1平方米。
40余年过去，2021年中国GDP已经达到114.37万亿元，是改革开放初始时的309倍。全国人均住房面积41.76平方米，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7.8平方米，比40年前增加了3.6倍。国务院参事、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表现“堪称人类奇迹”。
尤其是最近十几年，中国经济加速发展。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再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已经有7亿多人脱贫，占这一时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此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遭受本土金融危机影响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林毅夫预测，中国可能在2025年左右跨过人均收入1.27万美元的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如果该预测顺利实现，在“二战”后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将成为继韩国和新加坡之后第三个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到高收入跃迁的国家。
在6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介绍了中国近十年经济建设成就。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经济总量由2012年的53.9万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114.4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3%上升到超过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6300美元上升到超过1.2万美元。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上看，境外投资存量从不足6000亿美元增至超过2.6万亿美元。
从人民生活上看，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从经济安全上看，中国能源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煤电油气产供储销体系不断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保障能力不断增强，5G、基础软件、工业母机、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步伐加快。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
中国经济40年：企业与国家共成长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呈指数增长。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全球第十；1995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加拿大等国，排名第七位；2000年，超过意大利，成为第六；2005年，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全球第四；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14万亿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2012年的11.4%上升到18%以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得到巩固提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5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
近些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保持在30%左右，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世界银行给出的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GDP大约是全球经济规模的23.93%，中国经济总量约为全球经济总规模的18.45%，大约是美国经济规模的77.09%。
最近20年，中国经济增长尤为迅速。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说，近20年来，中国GDP从2001年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114万亿元，净增了10倍。同期，初级产品的进口也在成倍增加，比如，2020年煤炭的进口量是2001年的122倍；铁矿砂是12.7倍；此外，铜矿砂、棉花，小麦、大豆等初级产品进口也都扩大了7倍到30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赵福昌告诉《财经》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体量位居全球第二，中国货物贸易总额全球第一，2021年中国人均收入1.24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标准。最近十年，在经济高速发展之余，中国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代表中国将由粗放式、受环境资源要素约束发展方式转型，党的十九大以来，高质量发展得到明确，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从“重视数量”转向“提升质量”；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是下降的，但质量是提升的，创新驱动的方向值得肯定，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应成绩，比如，新经济、数字经济比重提升。
赵福昌表示，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时，中国贡献了接近全球一半经济增量。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也在增加，例如今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完成了五年一次的SDR定值审查，决定维持现有SDR篮子货币构成不变，即仍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构成，并将人民币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这是人民币自2016年“入篮”后的首次调整，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在SDR中权重的提升，有利于巩固人民币官方储备资产份额，推动机构投资者增持人民币资产，并扩大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使用范围。
中国经济的发展史也是中国企业的成长史。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从最早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引入市场化改革，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乃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城镇非公有制经济就业人员占比从1978年的0.2%提高到83.6%。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成长成为就业和再就业的重要渠道。工信部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私营个体就业总数达到4亿人，较2012年增加了2亿多人。2012年-2021年，中国民营企业数量从1085.7万户增长到4457.5万户，十年间翻了两番，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92.1%，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财富》杂志公布的2022年世界500强企业的榜单显示，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有145家，是上榜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超过美国124家。中国上榜企业的营收也首次超过美国，占500强企业总营收的31%。
40年风雨兼程，40年砥砺图强，40年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巨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与中国经济腾飞相对应的是，中国经济制度改革从未停滞。回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会发现其“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趋势尤为明显。
邓小平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0年后，习近平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对内改革方面，赵福昌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1992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对内通过改革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财政方面通过“两步利改税”“利税分流”以及“拨改贷”“分灶吃饭”等改革，不仅调动相关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也为向市场经济转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个阶段是1992年-2012年，1992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了资源配置方式，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目标进一步明确。在此过程中，财政、税收、投资、外贸等一系列资源配置的机制改革得以推进，在税制改革基础上推进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央地财政关系更加规范，税收制度更公平，1992年以后，市场机制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改革功不可没，1992年-201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十八大（2012年）以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多元主体治理被放在重要位置，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随后以推进“营改增”等改革为基础不断推进税制完善，新修订的预算法清晰界定各主体权责并不断形塑预算治理格局，财政体制中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清单相继出台，这些都对促进财政治理机制和中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40年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放管服”趋势更加明显，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被激发。根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信用研究所联合天眼查发布的《中国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研究报告（2022年上半年）》（下称《报告》），中国市场主体总量超1.6亿户，中国市场主体迈入“亿户时代”，这一数量位居全球首位，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创业国。
庞巴迪（天津）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是天津自贸试验区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该公司总经理畅通告诉《财经》记者，近几年，在营商环境方面，企业感受到了明显的变化，企业遇到问题时，政府多个部门能够快速协调为企业解决。在畅通看来，之所以有这种变化，主要是政府思想理念的转变，逐步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更多地去思考如何为企业做好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告诉《财经》记者，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成就，就是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向均衡、创新、协调、包容、共享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共享经济的出现、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注重生态保护以及精准扶贫等，都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切换和转型升级出现的。“过去十年打下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红利还会不断地释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福前向《财经》记者表示，过去十年中国提出多个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诸多成就。第一，锚定高质量发展大方向，这也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动选择。第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第三，提出“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促进对外开放。第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作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大发展方略。第五，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和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
过去十年里，中国在要素市场化改革、区域结构调整和发展等方面也做出了诸多努力。方福前认为，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中国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之一重构生产函数和供给结构，并提出数据要素参与分配，这是重大的理论创新举措，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中国优化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促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协调发展⋯⋯这些区域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扩大内需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未来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对外开放方面，中国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改革也取得新成就。近十年来，中国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统筹推进21个自贸试验区建设，复制推广26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顺利起步。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面实行。颁布实施外商投资法。全面建成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并覆盖全国所有口岸，贸易便利化水平大幅度提高。
其中，自贸试验区建设被作为新时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探路，2015年，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相继挂牌，此后多个自贸试验区向纵深推进，推动形成了中国新一轮全面开放格局。
期间，自贸试验区形成一批制度创新成果，差别化探索持续深化。各类企业也感受着自贸试验区在贸易投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变化。庞巴迪（天津）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是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全球第八个OEM维修服务中心，企业于2017年落户天津保税区，专注于庞巴迪全系列公务机的维修、改装、航材保障等相关服务。
畅通告诉《财经》记者，庞巴迪之所以在中国成立售后服务中心，一方面是看好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领头羊”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和巨大的市场潜力。由于当时天津在招商引资方面有较好的优惠政策以及良好的产业配套，所以公司最后选择落在天津空港的综合保税区。
畅通介绍，庞巴迪是全国第一家注册在综合保税区的公务机维修服务企业，很多政策都是在摸索中进行的。天津自贸试验区、海关、天津商务局和保税区管委会等多个部门经常为公司解决各类问题。比如，此前要在保税区内为境外注册的飞机做保税维修，需要飞机从境外飞来才可以，这对于那些虽然在境外注册但是在境内运行的飞机十分不便，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客户的维修成本。公司反映了这一问题之后，天津自贸试验区、海关、保税区管委会等部门协调，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在境外注册飞机的保税维修，在完成维修后不需要立即飞离国境，保证了飞机在境内的连续运营， 也大大节省了维修成本。“这是专门针对我们公司面临的实际问题采取的制度创新，这项制度在国内也十分领先，其他城市都来天津取经。”此外，为了提高我们对AOG （飞机地面故障）的紧急支援效率，天津保税区海关还专门研发出了一套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通关程序，使我们在接到客户支援请求后可以随时带上工具设备赶赴现场支援，尽最大可能为企业提供便利。
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进行了三次重大经济制度改革，分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承包制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国企改革、住房改革与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每次改革都释放出经济增长的强大势能。可以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核心是制度变革，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一个计划经济制度转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制度变革使中国经济从改革前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目前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
大变局下的深度转型
虽然经济潜力巨大，但也要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依旧面临诸多困难、短板和挑战，正面临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关口。
改革开放前3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10.0%，然而在2010年到2020年间，中国经济增速却一路下滑，2010年GDP增速10.6%、2020年GDP增速2.3%，2021年达到8.1%。今年二季度增长放缓至0.4%，除了疫情发生等短期原因，经济放缓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变量——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实物资本、技术与制度发生变化是主要因素。
在多位经济学家看来，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是改革释放的红利和全方位开放的各种利好还没有完全到来。一方面中国要争取一定的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相适配，不盲目追高；另一方面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让增长更有质量。
方福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来自内外部的风险和挑战。就外部挑战来看，当前国际局势出现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加入WTO后的开放、宽松的国际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推动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变革。
国际市场竞争升级、供应链价值链重塑、地缘政治波动等因素叠加，加剧了中国经济供需失衡和发展的不平衡。从内部挑战来看，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在过去快速的城市化中，很多利益以城市发展为主，农村发展机会较少，“无人村”“老少妇孺村”越来越多，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如何协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而促进农村发展又涉及土地制度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城乡一体化改革与发展等系列难啃的问题。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也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城乡收入差距，东中西部收入差距，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职工收入差距，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行业内部收入差距过大，是中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
方福前表示，保持经济年均增长率在6%上下是实现基本现代化和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如果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10年、20年，甚至30年，很多现在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将会迎刃而解。
《财经》记者了解到，提到未来经济的风险，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等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之一。
对此，方福前认为，如果未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能够稳定在6%上下，那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没有问题的。根据方福前的测算，要在2035年实现基本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未来十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应该保持在6%-7%。要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强国，中国GDP总量应该超过美国，人均GDP要达到美国GDP的60%左右。“现在还有将近30年的时间，如果年均经济增长率达不到6%上下，实现这一目标会非常难。”方福前说。
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将出现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严重导致人力成本增加，内需潜力不足等现象。赵福昌表示，中国经济面临着下行预期、人口老龄化、家庭杠杆率提升会制约未来消费等问题。2015年左右，当时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会呈现“L”型走势，而现在L型曲线的竖已至，横却没坚持住，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呈下行趋势。
“原因之一是家庭杠杆率提升挤压了未来的消费潜力。”赵福昌说，过去20年房地产的高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也伴随着家庭杠杆率的持续提升，对居民消费增长潜力造成挤压。十几年前，家庭杠杆率大约不到20%，而现在中国家庭杠杆率已经达到了70%左右，按杠杆率净增加50个点，照现在的GDP规模计算，仅家庭的付息负担就有2万亿元以上。中国现在统计的全年消费大约40万亿元，如果家庭增加的付息负担全部用于消费，将会增加5%左右的消费增长。
因此，最根本的路径就是释放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能量和巨大潜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创新能力。
方福前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一是靠科技创新，二是靠优化产业结构，三是要提高经济的竞争力，特别是能够独立自主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
“要实现这些目标就要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这是根本所在。”方福前表示，无论是科技进步、生产效率提高还是产业结构调整，都需要劳动者、科研人员、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积极性从哪里来？就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去激发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凡是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体制机制都应该逐步进行改革。通过改革和完善产权制度、国家治理方式，重构激励机制，营造一种创新创业创造的宽松氛围和环境，使人们感觉到“有盼头”“有奔头”，对未来预期乐观，人们才会有积极性、有干劲，经济才能够持续稳定增长，社会才会不断发展。
方福前认为，未来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市场化改革。一是完善产权制度改革，二是完善、重塑激励机制，三是营造宽松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使得个人和企业能够乐观地看待未来。“长远来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依旧是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根本之道，关键是要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落到实处”。
由此需求侧和供给侧这个双轮驱动的改革，是未来经济发展抓的一个重点。供给侧方面，推动产业升级，改变过去产业体系的脆弱、对外依存度较高、“以市场换技术”低端产业链、能源消耗过大的弊端，解决“卡脖子”的困境。需求侧方面，释放内需潜力，提升服务业，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前瞻：角色再定位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了几十年。但随着人口红利见顶、人力成本提升，中国经济发展亟须再定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到2040年，中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彼此融合有望创造22万亿美元至37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15%-26%。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 “世界市场”，也是世界研发基地和创投中心，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均占有重要地位。
赵福昌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在逐渐改变。过去“世界工厂”的定位是基于中国当时所处环境做出的必要选择，在作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我们积累的管理经验、技术都有所提升，为后续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这种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要消耗资源要素，对环境破坏性强，且缺乏核心技术。因此，无论是从要素还是从环境的约束来说，世界工厂的定位不可能永远走下去。“经济转型到后期一定是依靠创新”。
中国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新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大趋势性变化就是经济的内向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近些年越来越不稳定的外部环境加快了这一趋势。” 方福前说，一方面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持续下降，生产成果越来越依靠国内市场；另一方面“三驾马车”中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2020年中国提出了双循环发展战略，今年又重新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些战略都顺应了中国经济内向化的趋势。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大趋势就是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由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变，未来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将主要依靠科技创新。
经济发展趋势发生变化，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在发生改变，增长动能发生转换。方福前认为，未来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中国农村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如果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乡村振兴能够落到实处，城乡收入差距将逐渐缩小，9亿农民收入提高将对消费和内需带来巨大的拉动作用，这是未来中国扩大内需的重点方向。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一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二是构建激活完整的内需体系，促使消费多元化发展，引导投资高质量发展，激活消费信贷有序扩张；三是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最终在2026年实现碳中和；四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包括人民币国际化、扩大对外投资、加大金融开发等等。
刘世锦则围绕激发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潜能，提出了“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刘世锦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介绍，这里的“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通过更高的集聚效应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今后五年至十年，中国经济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增长动能将在这个地方。
“3”是指实体经济方面要补上中国经济循环过程中新的三大短板。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第二个短板是中等收入群体不大。第三个短板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2”是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这两个方面是与发达国家同步的新增长潜能，当前中国在相当多的领域已经形成较大优势。“简单地说，‘1+3+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中国正处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刚刚开始，到2035年中国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届时中国人均GDP可能需要达到3万美元左右。而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只有不到1.3万美元，距离中等发达国家还较远。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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