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县衙门设置

清代县级政区衙门首要官员一般有知县、县丞、典史三职共3人，俗称“县三巨头”。

知县总揽一县之政，秩七品。县丞分理粮务、水利、交通等，秩正八品。典史专司缉捕盗贼和监狱事项，秩从八品。此外还设有教谕、训导各一名，负责教学和文庙祭祀，秩正八品。

在地处水陆要冲县，还要设置有招待所，设吏一名。清同治间设有厘金局（税务局），由省委派“外委”一员。

女埠设有巡检所（公安派出所）设攒吏一名，秩从九品。武官驻有绿营中的千总（把总）、外委各一名。秩分为正八品、正九品。

县衙内的设置有六房三班。六房分吏、户、礼、兵、刑、工房与王朝六部对口；三班为：皂班、快班、捕班。

六房的职责是：

吏房：任免官吏升降、考课、调动等事项。

户房：掌管土地、户口、漕运、救荒、田赋、派捐等财政收支事项。

礼房：掌管学校，贡举和风化教育、宗教以及接待宾客事项。

兵房：掌管兵器保管、驿站、邮传、关禁等事项。

刑房：掌管法律、刑狱。

工房：掌管屯出、水利、交通、营缮、工匠等事项。

除六房外有架阁库，掌六房文卷薄账。犹似今天档案、收发工作。六房内设有司吏、典吏，似工作多寡而定。在卯簿（吏员名册簿）的第一名俗称“当家”是房中主要负责人。

在六房中以户房和刑房与群众接触最多。如户房在经收田赋、杂税和派捐，其胥吏巧于多方绕算，任意浮收。又借死亡、逃户征多报少侵犯中饱。如出赋征收，缘因历代兵灾，鱼鳞册散失无存。书吏则都有密簿册子，不肯献出，父子相传，视为他们的衣食命根子。县官虽明知他们的弊端，因为离开他们就无法征收。

同时也不敢轻易撤换。再是刑房，刑房是经办民刑诉讼。这些书吏案例熟悉，经办案件惯能移重就轻，并能私改口供、毁灭证据。只要须得到诉讼任何一方的贿赂，就有偷天换日的手段。民间有谚“一纸入衙门，九牛拉不出”，人们往往一场官司打的倾家荡产，后悔莫及。衙门大堂照例设有一个大鼓，名为堂鼓，小民如有冤枉，可以随时击鼓鸣冤，但这个鼓放在高高架上，并有一个差役日夜看守，不准小民在堂鼓房近处走动和观望，苦有人击堂鼓，县官就要把看守的差役重加答责，所以堂鼓形同虚假，装装样子的。其他各房事务繁简，与民众直接利害关系不多。然而遇有事求见也必有麻烦让你苦恼，敲诈也是常事。

三班的职责是：皂班，掌看守牢狱。快班，又称壮班，掌传递召唤。捕班，掌侦查破案缉拿。各班人数不一，少则十余人，多则近百。每班都是正副班头。所有差役由正副班头分派办事，遇有诉讼传案都是以当事人的贫富和案情轻重来勒索或借端敲诈。捕班名为缉捕盗贼，实则是豢养盗贼。

新官到位照例要把六房三班在卯簿（名册）点名一次，名为“卯点”，各房各班照例要新新官一项例规，名为“卯礼”，书吏差役如不照例送礼就要将其除名，书吏差役一经点过卯，以为位置得到保证，就又敢无所作恶了。

清代有纳捐之例，这实是明码标价的卖官鬻爵。据《清史稿·选举》指出：“由此而名气不尊，登进乃滥，仕途因之淆杂矣！”纳捐与增加财政收入也不无关系。然而敞了为那些地主官商买官的方便之门，不论什么人，什么出身，只要有钱都可捐官。例如自遵台三品大员以至“从九品”（十八等级官最低级官员）和“未入流”（没有上等级一班书吏）。

卖官价位须银两分别为：道员16400两，知府13300两，同知6820两，知县4620两，县丞980两，主簿600两，吏目360两，未入流从九品180两。捐官开始只是一个虚衔。如果要补获得实职，还要一定程序，才能分配到某地候补，不是马上可以上任的。

在清代衙门内有“无绍不成衙”之说，这是封建官僚体制下产生的一个地域性、专业性幕僚制度。由于种种原因，绍兴师爷布满全国各地，明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户部十三司胥皆绍兴人”。雍正帝曾下诏“六部经办不许专用绍兴人”，然而仍未能打破绍兴师爷占据之地。绍兴师爷中多以名刑、钱谷二席，名刑主要处理民刑诉讼案。钱谷师爷职责很广，凡有关征收田赋，杂税和经济纠纷均按他处理。由于绍兴师爷上有内线，县官也对绍兴师爷恭维备至，不敢得罪，称绍兴师爷为老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