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少网络游戏玩家而言，“恶意找回”和“找回人员”，是让人头疼的“灰色地带”。
所谓“找回人员”，是指将自己持有的游戏账号出售后，又通过实名认证、邮箱或手机号码等渠道恶意找回的一类群体。这其中有法律意识淡薄的个人玩家，也有专门靠账号找回牟利的不法团伙。
“这些‘找回人员’身上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不懂法。”从事相关线下追责工作已三年的金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其接触过的“找回人员”，几乎都带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实际上哪怕1块钱也涉嫌构成盗窃了。”
▲创意配图：实名制游戏 图据IC photo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刘雅滢律师表示，民法典对于虚拟财产的相关规定，“是明确了把数字资产作为财产进行保护，在没有单行法律或司法解释的情况下，目前我们对数字资产的保护，可以依照普通法里面关于财产或者权利保护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针对游戏账号“恶意找回”现象，刘雅滢表示，这类行为无疑具有法律风险：从民事角度看，属于违约行为，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从刑事角度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实名验证机制把已经转让的虚拟财产拿回，可能涉嫌盗窃罪或诈骗罪，“我们看到不少案例，对这类犯罪认定为盗窃罪，也有的认定诈骗罪，要根据具体的案情进行刑事追责。”
12月6日，金先生所在的一家专门从事游戏账号交易的平台发布了一条视频，记录其近日一次线下追责的过程。
视频显示，金先生和同事们前往山东某知名大学寻找一王姓学生，后者有可能“恶意找回”了一个价值280元的游戏账号。抵达该校后，金先生一行人却被告知王同学已经“不上学了”。经过辗转寻人，金先生和同事们在街边见到了王同学。
王同学表示，他曾经刷到过“恶意找回”相关的追责视频，知道自己这一行为的后果，“我做了我肯定都知道，我担责任就行了。”他同时自称已退学，进行“恶意找回”是为在网上结识的朋友“凑钱”。
就在金先生等人打算进一步追问时，王同学的母亲出现了。在她的讲述里，王同学并不是主动退学，而是被学校开除。至于儿子替所谓网友“凑钱”的事，这位母亲似乎并不知情，她还将金先生等线下追责人员当成不法分子，拨打了报警电话。
民警到场后，双方误会解开，王同学终于说出了其“恶意找回”账号的前因后果——不久前，他通过某游戏结识了一名网友，对方向他借钱，称可以“借50元返1000元”，而且还能带着他“发财”。信以为真的他不仅把“恶意找回”账号的280元给了对方，还把自己的学费、生活费等近万元财物都给了这名网友。
12月26日，据一名当日处警民警介绍，因涉嫌盗窃，王同学已被处以拘留5日的处罚；至于其疑似遭网友诈骗一事，由于王同学本人及家属都没有报案，公安机关暂无法介入，“问那个网友是什么情况，他也没说。”
▲王同学“恶意找回”账号一事此前的相关受案回执。受访者供图
据金先生介绍，在其从业生涯中，“很多人对‘恶意找回’账号触犯法律这件事没有清晰的概念”；而另一方面，部分受害者也不清楚遭遇账号被“恶意找回”后，可以采取法律途径维权。
四川的李女士今年7月通过某交易平台购买了一个价值290元的游戏账号，被对方“恶意找回”。这是她第一次遇到这类状况。12月21日，她向记者回忆，当时在发现登录不上账号后，她立即向平台方进行申诉，由于申诉及时，交易资金被平台方冻结后追回。工作人员告诉她，对方曾两次明确表示拒绝还钱，“如果没有冻结，骗子第一时间拿到钱转走可能就追不回来了。”
▲李女士的申诉记录。受访者供图
红星新闻记者询问李女士，是否考虑过采取报警等途径，李女士回应称，“我的金额太小了，就不到300块，说实话没想过报警，能找回来就找，找不回来就自认倒霉。”
通过网络检索，红星新闻记者发现，国内法院在多年前就曾对找回出售账号的违法行为作出过判例。据中国法院网文章，2019年12月，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对一起恶意找回游戏账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裁定被告人左某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金先生的同事孟先生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根据其平台进行的市场调查，游戏账号交易主要目标用户年龄多为“18岁到25岁”，与此同时，进行“恶意找回”行为的“找回人员”也集中在这一年龄段内。
在孟先生看来，随着游戏产业的发展，包括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在内，国内围绕游戏行业产生的服务市场还将继续扩大，“现实社会需要有开饭店的、跑出租车的……各种各样的角色，复制到虚拟世界也一样。只要有消费者，就必然有服务者。”
研究机构前瞻产业研究院于2023年12月发布的《2023-2028年中国虚拟物品（游戏）交易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规划分析报告》指出，截至2022年，中国虚拟物品（游戏）交易行业市场规模将突破190亿美元，这一数字到2027年有望提升至320亿美元。另据国际研究机构Credence Research分析，中国虚拟物品（游戏）交易行业市场规模已占全球约25%的市场份额。
伴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围绕游戏服务的灰产链条也悄然滋生。就在近日，B站12万粉丝的UP主“欣赏哥哥”刘某涉嫌诈骗一事，引发不少网友讨论。在受害人陈述中，刘某曾以开展所谓“包增幅”“慢充”等业务的名目套取资金。据知情人透露，刘某还和一些个体“号商”（游戏账号贩卖者）有所来往，进行账号交易的相关活动。
作为游戏账号交易的重要场景之一，各类交易平台也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孟先生介绍，此前其团队曾前往甘肃省对某“圈号”诈骗团伙进行追责。孟先生解释，所谓的“圈号”，是指通过非法手段骗取游戏账号，并依靠这些游戏账号牟利。
就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前，孟先生刚刚收到甘肃省和政县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判决书显示，该“圈号”团伙共作案11起，涉及金额109181.79元。因构成诈骗罪，该案年仅19周岁的主犯被判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相关刑事判决书（部分）。受访者供图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该判决书中写明，诈骗来的10万余元此前已被“圈号”团伙挥霍一空。对于这个团伙，曾前往现场进行追责的金先生同样印象深刻，“不仅骗人家号，受害者去找他，他还把受害者手机拿走去撸网贷。”
孟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实务当中，类似的情况并不鲜见，绝大多数涉案人员都很年轻，“主要是些辍学的年轻人，骗了钱之后还当作炫耀的资本，甚至有些极端的家庭，看孩子挣了钱，觉得是个来钱的方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除了灰黑产，在账号交易过程中，还有一个长期存在的法理问题不容忽视——游戏账号的所有权。
孟先生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不少游戏账号交易平台制定相关合同时，都会将账号使用权作为约定的核心，以此规避对账号所有权问题的争议。
对此，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雅滢解读道，现阶段，许多互联网企业都在用户协议中约定服务提供者拥有账号的所有权，用户仅具备使用权。对这一问题，国内还没有明确的规定，由于用户协议属于格式条款，在法律实务中存在“可能被认定无效的风险”。
作为大众生活中最常见的虚拟资产之一，游戏账号、社交账号等关联多方权利。刘雅滢表示，这些账号都要经过实名认证并获取用户的个人信息，与用户的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个人权利相关，还可能涉及用户的知识产权、其他财产性权益，受个人信息保护法及民法典相关规定的保护。
从互联网企业的角度，这些账号在使用过程中则有可能和服务提供者的计算机程序著作权、美术作品著作权，以及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产生关联。另外，互联网企业收集了大量数据，还涉及到企业的数据资产、商业秘密等相关权益。
在刘雅滢律师看来，对账户交易进行限制，或者将账户所有权归属互联网企业，“比较符合实名制的监管要求”。她认为，通过这种划分方式，可以减少未成年人通过购买账号逃避使用限制的问题，“属于必要合理的限制，我们不能只看一方面的利益归属，应该看它对解决社会问题实际上起到的作用。”
曾长期供职于国内某头部游戏厂商的陈先生（化姓）则表示，从技术角度来看，改变游戏账号绑定的实名认证信息并不困难，“其实只是把账号里的基本信息给修改了，难度上类似于改账号名称、密码之类。”
陈先生以国内某拥有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头部大厂为例，进一步解释称，据他了解，该公司接到过许多由于账号交易导致的纠纷，其中就有涉及“圈号”的案例，“账号交易如果要换绑，复杂的点不在技术，而是验证换绑这个行为本身合不合法、合不合规，判断换绑的身份是否属实，这些对游戏厂商来说很难。”
据陈先生介绍，对于如何规范账号交易行为，部分企业摸索出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机制：不对账号所有权、使用权进行变更，而是将游戏数据从不同账号间进行迁移。对此，陈先生解释称，这么做的好处在于省事，“你可以理解为把虚拟财产直接转移到另一个账号当中。”
约定账号所有权归属游戏企业，在孟先生看来，是某些游戏公司的一种表态。据他观察，游戏公司对账号交易的态度并不一致，“目前头部公司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可能还需要时间和空间去完善机制解决争议。”
站在游戏公司的角度，陈先生坦言，这些相对消极的态度不仅基于担心程序上的复杂和相关的法律风险，也有经营角度的考量，“大多数游戏存在贬值比较严重的情况，比如你可能充五万块钱之后，过一两年账号只能卖几千甚至几百块。”
他进一步解释道，过于活跃的玩家间进行账号交易，可能影响游戏的纳新能力，新玩家要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可以通过低价购买老玩家的账号，而不是再“氪”相同的钱从头开始，“降低了玩家的进入门槛和充值数额，一些企业是不愿意看到的。”
相反，对于数值平衡较好，游戏内道具、装备贬值幅度相对不高的游戏，自有交易平台则代表着持续的可观收入。陈先生指出，交易账号一般需要缴纳手续费，有足够庞大的用户群体的企业，会更倾向于自己创造一个平台，将生产、定价、交易等环节的利润握在手里，“相当于不断地在赚钱，一直在循环。”
2023年12月22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第二十五条提出，同一企业不得同时经营网络游戏币发放和网络游戏币交易服务。
在陈先生看来，这一规定是对企业可能形成“垄断”的限制——游戏企业创造了游戏道具、装备、角色等虚拟资产，如果再直接参与到这些虚拟资产的定价、交易环节，很可能产生监管上的问题。反之，引入其他主体介入，更有利于形成多方监管、互相制约的局面。
同时，陈先生也认为，上述草案对于第三方交易平台有一定的利好作用，“有的人会认为游戏企业开设的交易平台不合法，第三方平台更加合法了。”
陈先生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就他在行业内的感受而言，游戏账号作为个人的虚拟财产，其交易行为有必要受到政策合理引导，有关部门也应该对其中存在的违法行为加强治理，“让用户能够变为活水，而不是说这个账号我不玩就废掉了，这样也能保证游戏的活跃度，让游戏行业持续发展。”
如何进行更有效的监督与治理？在刘雅滢律师看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需要被提上议事日程。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财产，虚拟资产存在于网络之中，对这种数字资产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方式方法，刘雅滢认为，不能按单一的资产进行处理。
据其介绍，虚拟资产涵盖范围广，录音、影像资料，甚至一个图片都可以被视为虚拟资产。与此同时，这些虚拟资产容易被生成、被复制、被篡改、被获取，刘雅滢强调，这些特点会导致虚拟资产“权属认定比较难，价值评估也很难，管理、保存、储存、保护都比较难。”
综合所接触到的案例，刘雅滢表示，虚拟资产究竟按照物权、债权还是知识产权，又或新型的财产权益进行保护，仍需要进行明确细化和深化，“有的判决认为虚拟资产依托于运营商，是基于对运营商的合同权利；有的判决认为它具有价值，确定了虚拟资产的物权属性，合同权利和物权所适用的法律关系、对应的规范不同，司法保护也不一样，就会导致定性的偏差。”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对虚拟资产的估价如何进行、谁来进行。在涉及虚拟资产分割、赔偿相关案例中，价值是影响裁定的重要因素。刘雅滢称，据其观察，虚拟资产的价值认定相较于实物财产更困难，“实物财产价值的确定和评估，有专门的评估机构，但针对虚拟资产，我自己了解过，现在国内还没有权威机构可以进行评估。”
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律师马香凝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根据她的经验，在涉及虚拟资产的价值认定中，主要的困难在于缺乏完整的评估体系，缺乏市场价值作为参考，且需要参考多种复杂的因素，譬如人身依附性、智力劳动、知识产权、影响力等。
对于司法实践中现有的虚拟资产价值认定标准，浙江富奥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思雯介绍称，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存在多个标准：以玩家从运营商处购买时的官方价格进行计算；按照游戏公司创造或购置同等虚拟资产所耗成本计算；以购买虚拟资产时的市场价格计算，以及由中立机构进行价值评估等。
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严文凯律师表示，这些现有的虚拟资产价值评估标准，在实务中存在局限，“游戏市场，尤其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经常波动，贬值、升值都是常见情况，这会为价值认定带来影响。”另外，在严文凯律师看来，用户对游戏账号的投入，不仅包含充值等可见的投入，也包含时间、精力等无形投入，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严文凯律师强调，完善虚拟资产价值认定的相关机制，对相关法律实践有重要意义，“比如刑事案件中，需要按照损失金额来区别有罪和无罪，这个影响就非常大”。刘雅滢律师也表示，虚拟资产的价值评估不仅有社会经济活动的需求，也有司法需求，她认为司法机关可以从互联网权威人士当中找了解互联网企业、数字经济、虚拟资产的人或机构进行相关价值评估，“这样价值的认定会更公允。”
游戏账号交易一线的账号交易平台方，也意识到了价值认定的重要性。另一家游戏账号交易平台从业者崔先生介绍，由于游戏账号的价值没有确定的衡量标准，对“找回人员”进行执法时，某些地区的公安机关无法确定处罚力度，需要由平台方协助进行价值认定，但部分物价局目前无法对这类虚拟资产进行评估，“合同上面规定的金额会起到参考作用，包括交易信息的聊天记录、打款记录，但也只能证明交易意愿，不能起决定作用。”
而孟先生所在的平台则在尝试通过建立行业机制的方式，形成一套可以提供更大参考价值的评估机制。孟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们正摸索通过AI、专业鉴定师等方式，协助用户对交易账户进行价值评估，“但现在我们鉴定的价格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孟先生透露，目前他们也在与司法鉴定机构展开合作，根据其提供的一份山东品尚司法鉴定所开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2023年8月29日，孟先生方面委托该鉴定所对某手机游戏的账号价值进行鉴定。在这次鉴定中，采用了《数字化设备证据数据发现提取固定方法》《电子数据法庭科学鉴定通用方法》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据孟先生介绍，这类鉴定结果现阶段只能作为起诉、立案的附属材料，增加案件处理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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