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则“租房人群中超六成是90后”的新闻上了热搜，内文提到，年龄在21-30岁的租客占比最高，有61.3%。
这一数据出自社科院最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但这组数据所反映的现象，在很多人看来，早已经是常识——评论栏里，有人说90后已经是老“韭菜”了。
那天，王木木也看到了这则新闻。
周末刚搬完家，加上那几天“水逆”，她被这则新闻戳中了软肋。她看完后留了一条评论，“3年租房差不多花了10万，依然买不起房，凑不齐首付，不想结婚，谈恋爱的兴趣都快没了。有时候感觉要不一个人过，吃饱喝足也挺好。来北京四年，从南六环搬到东二环的群租房，再到东五环到西三环，再到现在的北五环外，生活的鸡零狗碎总能打破你对生活的新追求。”
这条评论，获得了3276个赞和632条回复。回复中点赞最高的那个姑娘说“北京挣钱北京花，一分别想带回家”。
从2016年大四实习时算起，王木木在北京待了四年，搬了六次家。
她的租房生活始于北京南六环的一个村子，那时候《五环之歌》带火了北京五环，而六环对于很多人来说还很陌生。地方偏僻，王木木每天通勤要花近三个小时。
从住处出来坐半小时一趟的公交，然后再转两趟地铁，从头坐到尾。有的时候遛弯到村子边的河坝上，手机就会收到“河北欢迎你”的短信。
虽然位置偏远，但王木木觉得住得挺好，因为是跟父母住在一起。她父亲原本在家乡一家国企上班，后来国企倒闭，就受邀在北京创业的同学那里帮忙。之后母亲也去北京陪父亲。
王木木并非在北京读的大学。去北京实习之前，她体验过那种悠闲、稳定、一眼能看到好几年后的实习生活。去了北京后，节奏变快，但她觉得那样很有活力，“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平台”。
每个年轻人的租房生活几乎都是这样开始，他们体尝到大城市浓浓的“甜”味，尽管这种“甜”很多时候只是期望中的，但他们却深受感召。
黄洋在深圳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但相比于木木，黄洋的租房生活稳定很多。从2017年毕业后来到深圳，他途中只搬过一次家，只是在原来的地方换了栋楼而已。
黄洋没有曲折的租房经历，首次租房和搬家只用了一天就完成。那是他到深圳的第二天，没找中介、没用各种租房App，他直接去公司附近的城中村找房。顺着贴在墙上的租房广告，没多久就把房子定了下来。
房子是个单间，在三楼，房租每月1250元。城中村环境不比小区，黄洋对那里的印象是：脏乱差臭。但他觉得无所谓，租的房子只是个睡觉的地方，“我想把钱花在更重要的地方”。
因为楼栋过于密集和住的楼层太低，黄洋屋子的通风和采光很差。一天基本上照不到阳光，衣服洗了很难干，黄洋常用的晾衣服方法是用吹风机来吹。
最难受的是每年三、四月，深圳的梅雨从来不会迟到。一到那时，黄洋的屋子一股霉味，整个房间水嗒嗒的。
在大城市，很多人都只是孤独的个体，尤其到了晚上，孤独感像是潮水一样。黄洋有自己的方法抵御袭来的“潮水”，这种方法很传统又很“男生”——去网吧打游戏。
最初的那段时间，他每晚都会例行去网吧打游戏，这是城中村里少有的娱乐方式。每天下班吃完饭，他一头扎进网吧，打游戏打到10点多才回家。洗衣服、洗澡，躺床上……一系列流程做完后，睡意就来了，也不再有心思想那些触及人生本质的问题。
不像黄洋，王木木在租来的房子里仍然感受到家的温馨。
四年前，她毅然选择留在北京，开始正式追梦。为了上班方便，木木离开了那个偏远的“家”，搬到了离公司5公里的群租房里。家里出了变故，她只能选择价格最低的一类——那里，卧室里更像是宿舍，住了六个人，租金日结，每个月1000元。
两室一厅的房子里，人最多的时候住了20个，两个卧室分别装下了六人，客厅能住得下八个人。
但住在群租房里，安全感是缺失的，“几乎每天都在换室友”。有人搬来，很快有人离开，很多人选择这里只是为了暂时歇脚，室友之间很难熟络。
木木记得，有个女室友经常会在宿舍大声打电话，有时还会在打电话时用英语骂她们。不安感不仅来自于陌生人，更多的是来自“群租房”这种不合规范的租住方式。
木木所住的小区发生过群租房失火的事情。木木每天都担心自己住的房子被查，怕她哪天下班回去发现自己的东西都被扔了出来。
一年后，借助同事的帮忙，木木搬离了群租房，她找到了东五环外常营的一间次卧，每月房租1790元，还要交中介费。那时候工作忙，经常三班倒，木木根本没时间自己找房，中介就是必须的选项。
也是因为忙，她跟合租的室友基本没有交流，仅有的连接是互相通知水电费的时候，甚至，她还不一定认全同住一间房子的室友。
木木住的小区楼栋附近没有路灯，每次走路多少都有点怕。有次她晚上下班，在电梯口碰到一个浑身酒气的男生，他没有按楼层，还跟着木木一起出了电梯。
木木当时害怕极了，打开门后，发现陌生的男生跟着木木一块进去了，她很诧异，后来才知道这是她室友的男朋友。
日常忙碌导致的不交流加上陌生人之间的距离，让原本不热烈的人情变得越发寡淡。木木记得有次她过年值班，父母就过来跟她住几天。尽管特别挤，但她觉得只要父母过来，那个租来的房子会突然有家的感觉。就那几天，有次她妈妈帮一个室友签收了快递。室友出来以后，当着木木妈的面把快递拽了进去，“谢谢都没有，一声没吱，人情很冷漠。”木木说。
这样的经历，今年刚毕业留在广州的高翔也有。他像黄洋一样，找房子找得很快，那是临珠江的小区，环境不错，只是卧室面积不大，一张床、一个柜子和小桌子就把空间填满了。
房子里住了四“户”人，高翔不知道另外三人的名字和身份，只知道他们是男是女。那是高翔第一次租房，他以为合租就像学校宿舍，大家会是一个集体。但他完全错判。
高翔刚住进来那几天偶尔会在客厅碰到室友，他还会热情跟对方打招呼，但没想到的是，室友就像是没有听到，头也没回一下。反复几次后，高翔放弃了，留下心里强烈的不适。
不止如此。高翔喜欢自己做饭，他看到厨房里有厨具，以为是公用的物品，自己用了两次。之后，租房平台的管家给他发消息，说是有室友反映他用了别人东西。高翔只能道歉，称自己不清楚。但他想不通：互相之间就隔着一堵墙，为什么不直接找谈，而要通过第三人传话呢？
高翔喜欢拍照，他经常到租住小区的顶楼拍夕阳和日出
很多人看来，房子类型的不同决定了是否能拥有“家的感觉”，但黄洋说，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在哪里住都没有家的感觉。
对漂在大城市的人来说，房租是他们每月最大的开销。木木大概算了下，她每个月交出的房租占了她每月收入的三分之二。这算非常高的比例。跟木木比，黄洋的房租收入比少了很多，只有14%左右。因为城中村的房租的确低了很多。
一般而言，30%被称为房租收入比的“黄金分割点”。超过这个点，租金压力就会影响到生活幸福。但漂在外面的人又该如何谈幸福呢？很多时候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在为房租奋斗，可交完房租后他们又获得了什么？木木他们很多时候会怀疑来大城市的意义，但答案只能交由时间来回答。
一代人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根据最近一次（2017年）流动人口的调查，每年约有2.5亿人离开家乡。这其中，有67.3%也即1.68亿人需租房居住。与巨大的需求相对的是增长缓慢的供给方，同时，在“散租房”被整治后，资本套着公寓外壳进入租房市场，将房租猛抬。
“房租每年都涨，可工资不是”，木木告诉我，每次房子续约的时候都会涨不少钱，在她的记忆中这个数字是五百。这意味着，每年她都要为房租多付出6000元。
涨房租是他们预料到却又无法阻挡的事情。在东五环外住了四个月后，木木突然接到通知，房东要把房子卖了，让她们尽快搬出。
如何在大城市扎根，是各种“漂”们深思又无力的问题。大城市的活力在吸引年轻人蜂涌，房价却又驱赶他们逃离。在大部分人眼中，成为“北京人”“深圳人”，既要有户口，又要有房子。有些大城市，户口难拥有，有些则易，但所有的大城市房价都高。
不少人在大城市奋斗是为了后代，有了大城市的户口和住房，就意味着后代有了更好的教育和生活。近年来，政策在逐渐宽松比如租售同权的政策推出，可以让没有房子的人兼顾教育和生活的难题。但租房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人们对房子不知所以然的执念，还是让“拥有一套房子”成为最终的目标。
黄洋说，毕业的时候同时拿到了两份offer，一个北京的，一个深圳的。最后，他选了深圳，“因为深圳给的钱多，离老家近，最主要的在北京买不起房子”。当时，黄洋觉得在深圳奋斗十几年，也许勉强可以买得上房产，但现在他知道没有那么容易。
黄洋深知靠拿工资在深圳买房是天方夜谈，所以他有创业的打算。即使这个打算仍在计划，却非常坚定地存在于他的脑海里。
王木木也想要有自己的房子。她说，“作为一个在外漂泊的人，房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依靠，是最后的安全感。”但她从没想过在北京买房，家庭收入无法负担得起天价的房价，而且在北京很难拿到户口。“之后考虑在天津买房落户，压力小一些”，木木说，那样的生活会比在北京只有房子没有户口来得靠谱一点。
高翔也想有自己的房子，但不是在高楼林立的大城市。他说，以后挣了钱就回老家去，在村子里盖一栋传统样式的房子，明亮又宽阔。
（文中采访人物为化名）
作者 | 何国胜
编辑 | 黄靖芳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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