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之前满怀期待，回家不久就逐渐失望想要“逃离”。
这样的家乡情结为什么会产生？家乡为什么从温暖的港湾变成了让我们失落的存在？一直呆在大城市就会产生归属感吗？快节奏时代里幸福的钥匙在哪里？
回不去的故乡，待不住的城市，在严飞新书《悬浮》中，记录了那些悬在城乡之间的人们如何追寻自己的归属感。
本期对谈内容来自抖音直播栏目「知识星期肆」，直播嘉宾为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作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完整直播回放和往期内容，可以在抖音App和pc端搜索「知识星期肆」观看。
01
呆不住的家乡
彭凯平：我想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想家，回家第一天也很兴奋，但第二天你就发现父母亲开始过分地关注你，无论是相亲、谈工作、谈工资，还是谈城市的生活，慢慢地你就觉得有点郁闷。第三天，可能各种家人之间的冲突，矛盾、摩擦，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怨恨逐渐产生。大概是过了四五天，就开始想回到城市来。
那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家乡情结呢？这样的家乡情结为什么又让我们感到失落呢？这里有社会学、心理学，甚至一些文化学的问题。严飞老师，你是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一种特别想家，但是到了家里头又觉得回不去的那种感觉的？
严飞：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社会学家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大都市与精神生活》。在这篇的文章里面明确提出了大都市里面有一种都市人格，叫做矜持，或者所谓的矜持。大家都会有一个自我和身份的边界，可以在自我的边界当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会受到其他人的打扰。所以大家都会呈现出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原子化的一种状态。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家乡，就会被不断地被催婚，会被父母亲戚朋友们不断地在耳朵边上讲很多案例。什么时候谈恋爱？什么时候结婚？结了婚以后什么时候要孩子？有了第一个孩子以后什么时候再要第二个孩子？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很多很多的年轻的人，他会觉得我确实特别想念家乡的美味、家乡的街道、家乡的生活方式、家乡的一场秋雨、家乡秋天的桂花香气。但是当我真正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会发现没有办法可以保持一个身份的边界。没有了身份的边界以后，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到我们传统的熟人社会体系。
在熟人社会里面，亲戚朋友就会不断的给年轻人提出很多很多的要求。这样的一些要求就会导致今天年轻人心里面一方面非常思念家乡，但另外一方面又觉得算了吧，就暂缓回去或者不要回去了。
彭凯平：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齐美尔的矜持特别有意思。矜持是不是就是一种“端着”的样子，端着、装着、憋着，不是那种坦然的、自然的、放开的，任性的那种野性的体现？
严飞：我倒不觉得，因为我觉得在起码的矜持的定义下面，实际上就是让生活在大都市的人可以保持一份相对来讲比较舒适的、合适的一种距离，这样的一种距离和分寸就不会让人们被繁琐的人情世故所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宁愿留在大城市辛苦一点打拼生活，也不愿意回到家乡的熟人社会，被迫接受各路亲戚街坊邻居的关心和审视。
这样的一种压力会让今天的年轻人处在一种不自然、不舒服的状态。因为今天年轻人会更加的原子化、独立化，而且他们会觉得，诶，我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世界，我希望保持自己的一种生活的空间。甚至觉得每个人戴着耳机专心做自己的事情是一种非常合适的距离的分寸。我不希望别人来打扰，或者是进入到我的生活当中去。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天一种奇妙的都市人格的一种展现。正是因为每一个在大都市里面的人都会保持一份合适的距离分寸，它就会失去小城市里面的一种紧密的连接。也会让小城市的人觉得大城市的人是不是有点装着，是不是会有点冷漠，所以也会产生互为镜像，但是互相觉得没有办法理解对方的一种状态。
彭凯平：我觉得可能本质上还是传统的家族文化和大城市的工作文化之间的冲突矛盾，因为从我们心理学角度来讲，这两者的行为规范是不一样的。
根据涂尔干的失范理论，大城市的工作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以市场交换、对等原则、等级关系来决定。在我们的家乡，绝大多数用的是互相关怀、互相支持，再加上父母亲的等级。
有一个心理学教授阿兰·费斯克，他提出来人类的社会关系四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就是共享，这就是我们和父母亲的关系；第二层的关系是等级，父母亲干预我们的私事；第三个就是平等，第四个市场交换。显然，在大城市，我们四种关系都有。在小城市或者在故乡，尤其在父母亲面前，可能更多的是这种等级关系和共享关系。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可能性。
严飞：在社会关系的这一个角度里面，我会马上就想到欧文·戈夫曼的理论。他明确地提出我们有一个前台，有一个后台。换句话说，我们其实在不同的社会生活的场景当中，我们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面向。
在前台的时候，我们也许是表现得非常平和、淡定，有礼貌，但是在后台也许我们会非常的焦虑、紧张。但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社会、网络纽带当中，我们会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我们的领导、同事，所以要表现得非常谦和有礼貌，这是我们前台的表现。但是回到后台，就会类型非常的焦虑、焦躁、紧张。
我觉得实际上用运用到这一个回不去的故乡，也会有类似的一种体现。比如我们很多的年轻人今天在大都市里面奋斗，无论是北漂，沪漂还是深漂等等，实际上他们会承载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必须要表现的非常喜悦，要在亲戚朋友面前展露出他自己在大城市里面过得很开心，即便现在没有对象，只是一个人，他也正在努力去寻找自己的另外一半。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社会现象。
02
在都市“悬浮”
彭凯平：我最近把你送给我的两本书都读了，一个是《悬浮》，一个是《穿透》。你觉得《悬浮》这本书揭示的一些社会现象，和我们今天谈到的回不去的家乡有什么关系？
严飞：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异乡人的都市生存》，上面还有一行小字叫做“他们思念故乡，但是故乡又成了再也回不去的他乡”。这本书描写的实际上是城市外来务工人群，他们在大都市里面打拼，辛苦工作的真实的生活故事。在这里面我选了 8 个小人物，把普通人的生命的历程、生命的故事进行了集中的展现。在书中，我把这一些城市外来务工者出现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形容叫“悬浮”。
悬浮就是在都市当中无根漂泊的异乡人，同时也指的是这一些城市外来务工者，他们在大城市里面和城市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壁垒，似乎挡着他们真正地融合到城市当中去。同时又和城市里面的居民有一种非常陌生和疏离的状态，这是一种悬浮。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们很多人都是在大城市里面生活了超过 10 年时间，甚至有一些是超过了 20 年时间，他们实际上和自己的家乡也是越来越遥远。我在书里面描写了一个王师傅的故事。
王师傅是一个从事装潢的师傅，他的老家在安徽，他在北京已经扎根了将近 20 年时间。在过去的 20 年时间里面，他不断地回到家乡。但是我们都知道，城市的更新改造，高铁时代的迅速发展，过去的家乡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在高铁时代，他们所在的村边上修了一个高铁，但是下了高铁以后，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如果没有百度地图，他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因为他会下意识地觉得我从家乡出来的时候来到北京的时候，村口上面有两株槐树，但是现在这两株槐树也已经被砍掉，去建楼房，高铁站下来找不到这一作为标志的槐树，他就觉得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当然还有一个身份的问题，尽管他在北京已经待了将近 20 年时间，依旧没有北京的身份证，没有北京的户籍，户籍问题就会导致也许他会在一些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上面没有办法享受到北京的户口可以享受到的一些待遇，比如孩子的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等。
家乡变得越来越陌生，他和北京也更多的是一种悬浮的状态。我相信很多今天的年轻人，甚至有一段时间，包括我自己都会觉得我们在北京，也是北漂，也是一种异乡的，悬浮的，无根的，不断去寻找的状态。
彭凯平：如果我理解正确，假设我们在新的家乡、第二故乡有一种根的感觉，是不是就可以比较少地体验这种回不去的感觉？因为我们就不是要“回去”，而是去探亲访友、旅游，从乡村旅游变成老家旅游，是不是不悬浮的感觉有助于克服我们有家难回的那种感受？
严飞：我还真不好说。因为我在海外待待了 12 年时间，去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城市，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体验是，在我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恨不得这一年时间都不回来，去看世界。但是伴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我们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想回到家乡的心情就越来越迫切。
尽管我们会发现也许我们在一座新的城市扎根了，但同时我们的家乡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天翻地覆的变化的之余，家乡的一些最本真的、最原初的东西同时还保留着。
保留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我觉得也许我们对于家乡的一些情感就像我们的日记本，它承载了我们对于家乡的很多很多的回忆，正是这样点点滴滴的回忆，会在一些瞬间迅速冲破我们的防线，让我们觉得还是想要回到这样的家乡。
03
数字技术阻碍人的“破圈”
彭凯平：现在科技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社交媒体、互联网通讯，还有我们的微信、微博、短视频，所有这些现代的通讯工具，你觉得能不能拉近人和人间的关系？是让我们对自己的家乡或工作的城市之间的这种依恋和信任分离还是拉近？
严飞：在数字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数字群。 数字群我觉得最显性的一个意义就是在于对于空间束缚的一种突破。我们今天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回到家乡，但是我们可以用网络电话和视频的方式（联系）。
数字群带来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勇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大家会觉得下意识的觉得我们中国人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害羞，不会像外国人一样，他们会父母之间会亲切地表达“我爱你”，但是在数字群里面，像我的父母他们有很多的表情包，他们也许没有办法用文字去表达，但是可以用一个表情包发送“我想你”、“抱一抱”，或者是“我爱你”，我们也可以用表情包的形式来向父母表达我们的情感。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数字群它并不是一种类聚的方式。前面我们讲的我们和自己的亲人好友一起组成的这样的一种群，会有一种私密性。但我们还会加入很多不同类型的数字群，它是按照我们的工作需要拉的一个数字群。
这个数字群里面也许很多的突然被拉进来的其他的一些人，他们仅仅只是一个 ID 或者只是一个头像，我们甚至都不会互相加好友，或者加了好友以后，仅仅只是为了完成这件事情。完成了这一件事情以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在微信上再也不会跳动起来的头像。
换句话说，数字群不会发展成“我们”。同时，在数字群的维度里面，我们实际上会越来越缺乏人和人面对面的交流当中的一种社会临场感。所谓的社会临场感，比如我和彭老师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对方的表情，对方嘴角上扬的微笑，但是在数字群里面，我们仅仅只是和头像背后的 ID 在进行连接，并没有办法感受交流当中的亲密程度。
在2021 年，我们做了很多把海外的一些最一流的学者通过网络方式来进行一些学术交流活动。但是这样一种学术交流到了后期大家就觉得有点疲态，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极值了，要赶紧回到线下，回到人和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在数字时代其实是极大地提升了效率，但另外一方面，大家还是会非常渴望在真实场景当中的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交流。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这一件事情谈完以后，普遍的做法是我们出去喝一杯，出去一起吃顿饭。但今天我们在线上交流聊天，可能结束就结束了，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延续、延展这样的一些情感。
彭凯平：这就是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很好奇的地方，人类的感情是不是一定还要有一些原始的欲望才能够真正联系起来？这种现象是不是各种关系特别是非亲缘关系产生的特别重要的基础？
严飞：在社会学里面，社会网络分析是社会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大家会觉得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什么是社会？社会由人组成的，每一个人都镶嵌在社会当中，但是这个定义还是非常的宽泛。应该具体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镶嵌在或大或小、或轻或远、或轻或疏、或远或近的一个又一个小小的网络圈里面。
网络圈层里面不同的网络圈层，它们或者是基于血缘、地缘——根据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是纽带的关系所建立起来的。大家每个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社会网络圈里面，就会渴望要破圈。只有破圈以后，我们才会接近到更多的一些社会的可能性。所以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社会学家叫马克·格兰诺维特，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弱关系理论。
弱关系理论讲的是人们去在就业市场上面去找寻工作的时候，更多的机会是来自于弱关系，而不是强关系。所谓的强关系就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弱关系也许就是我们在饭局上一面之缘见到的，这和我们的关系绑定得不是这么的紧密，但是它却可以带来更多的异质性。
因为我们身边的这些亲戚朋友都是和我们同质性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属于同一个圈层的存在。但是一个弱关系，它是在另外一个圈层，它和我们异质性非常的强，这意味着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
我们会发现，在数字群里面，我们确实还是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弱关系存在。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见到他，没有感受到他的呼吸，没有看到他的脸孔，对这个人完全没有一个临场感的认知，所以其实不太容易和他建立起一个弱关系。
这其实也意味着没有办法再去在一个更加异质性的社会网络里面去拓展更多的机会，去打开更多的空间。所以在现实的社会网络圈层当中，人们也许是需要破圈的，也许去需要去遇到很多不同类型的弱关系，但这些需要在面对面的社会交往当中才可以迸发出来。
彭凯平：我们需要这样的弱关系，但弱关系怎么产生？一个在城市里头生活的年轻人如何把自己随随便便萍水相逢的关系变得对自己有意义？同时又如何去保持和自己家乡的原来的强关系？
严飞：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会下意识地发现，我们今天的年轻一代下班以后就不想去社交，就想躺在沙发上刷很多的短视频平台，大家越来越不想出门，不想去拓展自己的弱关系，不想去见识到真实生活里面有趣的一些场景和情境。
所以我一直都特别喜欢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当中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名字叫做心灵的惯习（ the habits of the heart），意思就是我们实际上应该在行动层面多多参与到地方事务的一些公共活动当中去。
只有每一个年轻人都多多参与到这样的地方事务的公共活动当中，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地方的自制，和一种社会紧密的连接度。如果大家都躲在家里面不停地刷手机，我们就会觉得你就没有缺少了一种行动力，缺少了一种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
所谓的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其实非常简单。比如几个好朋友大家相聚着一起去书店里面听一场讲座，参加一场音乐剧，看一场脱口秀，或者大家一起去做一些社会的公益服务等等。
其实通过很多的这样的方式，很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就会慢慢形成情感和志向紧密的相连的这样的一些情志小组，慢慢地小圈子就会拓展成为一个大的圈子。
彭凯平：行动才能够真正产能这种亲近感，拉近人和社会、人和他人和环境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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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及封图来源：《重启人生》
《站台》《世界》《天注定》《山河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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