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市场卖的是现在,股票市场卖的是未来。对未来的定价需要“信息+预期”。因此股票市场的第一要求是保证信息公平。对于一个分散化的复杂动态系统,审批制很明显已经不适合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阶段。
我一直说,中国当前有两大市场需要“闯关”,一个事关金融现代化,一个事关财政现代化,分别是股票市场的注册制与房地产市场的房产税。只有这两大闯关完成了,才真正实现金融与财政的分离,消化掉金融财政化和财政金融化的混乱状态,解决刚性兑付导致的风险结构扭曲,保证中国金融和财政体系的健康发展。否则,金融与财政风险相互交叉,经济周期会严重影响财政乃至政治周期,问题就麻烦了。这两大闯关,相当于两次相变,都会带来颠覆式的价值重估。
股票市场与一般的大卖场没啥本质区别,大卖场卖的是一般商品,股市卖的是股份。但是区别又很大,大卖场卖的是现在,股市卖的是未来。区别在信息发现的过程。现在的东西可以立即证伪,未来的东西却不能,你只能基于历史和现在的信息进行判断。所以,卖未来的市场,建构的是一个心理学图景。金融市场赚的钱,一个是来自信息差,一个是来自预期差。
在一个理想的公平的成熟的股票市场,信息差的溢价应该为零,即信息都是公开的,没有所谓的“信息特权”。大家只能赚预期差的钱,就是基于同样的信息对未来的判断,遵从贝叶斯公式。因此,投资的差异就体现在对已有信息下的概率分布精算能力。市场公平就是信息公平,但是不同的投资者在构建信息集及其结构方面差别有很大,这构成了另一种预期差竞争体系。由于股票价格基本上符合随机游走的过程,所以预期差里面又有“赌的成分”。
所以股票市场的本质功能是什么,是塑造一个信息公平的体系。打击财务造假、内部人控制、内幕交易等,通过信息公平来实现对未来的价格发现公平。那么如何塑造信息公平,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由一个专门的官方机构审批,相当于集权模式,所谓审批制:二是自下而上,权利下方给平台和市场,让交易所,会计、审计、律师事务所,投行保荐人,媒体,以及所有投资者都参与进来,所谓注册制。
世界上所有发达金融体系,基本上都采用注册制或以注册制为主。审批制本质上是一种计划经济,审批委员会就那几个人,然后负责审查成千上百个排队上市的各类公司的各种情况,还包括指导定价和发行量等等,明显是不可能的。而且极度助长腐败和寻租,造成逆向选择和烂柠檬市场。就像以前计划经济的时候,就一个计划委员会来负责为全国亿万种商品和服务定价定量,显然是不可能的,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当前,中国股票市场的种种问题,贪污腐败,欺诈横行,公开坐庄,价格虚高,长年熊市,上市堰塞湖等众多问题,都可以从审批制中找到根源。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的对比中美资本市场的结构,两者具有几乎完全迥异的生长过程。其中最大的区别是美国股市是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一开始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经历一个很长的野蛮阶段,后来加上政府的法治化治理后才越来越完善,成为当前第一大资本市场。中国则是自上而下建构的,是“先办起来再说,大不了再关掉”。开始的功能主要也是为了改善国有企业财务困境,慢慢的发展壮大。
作为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金融体系是进化的,资本市场也是进化的。如果说股市初期的简单结构阶段,审批制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当股市进化为世界前几,体量如此巨大、结构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如果还采用审批制,显然是已经严重不符合当前的发展阶段,构成了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矛盾。中国股市在管理上必须从中心化的模式,转变为分布式模式。
管理部门的工作重点也应该做出改变,第一是放权,把审批的权利交给市场,也就是注册制并不意味着没人管了,随便一个公司就可以上市,而是管的“更多”更“民主”了。第二是把精力放到法治建设上,对股票市场的违法行为给予严厉打击,让股市真正做到信息公平、交易公平的本质功能。这对于以散户为主的中国股票市场,对于保护中国人民的财富,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
(赵建为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