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想“提前退休”，老年人为何还在继续打工？

年轻人想提前退休，很多老年人还在继续工作。身体衰弱，精力变差都是工作的天然障碍，但他们需要工作，不仅仅因为要挣钱

文 | 《财经》记者 郑可书

九月的一个晴天，午后炎热。62岁的何明英得到一次面试机会。

面试在北京望京某家政公司进行，可应聘的工作有两个：照顾两位老人，以及接送孩子。招聘者与何明英同龄，打扮年轻，询问她的工作经历与身体状况，感到满意。按照流程，何明英报出姓名、年龄、身高、体重、住址。刚说到年龄，招聘者打断她，“年龄太大了，不行”。

又一次，何明英被年龄挡在门外。她拥有十余年家政工作经验，做得一手好菜，参加过数不清的面试，对家政工作不能跷二郎腿、不能戴首饰等规范了如指掌，唯有年龄让她“自卑”。她试着争取，称这些技能并未因年岁荒废，但依然失败。她只能回到小区，继续在日头下做环卫工作。

当年轻人计划财务独立、提前退休的时候（他们甚至为此发明了“FIRE”运动，即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何明英这样的老年人还在工作。根据《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在2015年的中国，有27%的老年人（60岁及以上）仍在工作。

今年8月24日，“中国老年人才网”上线，麦当劳等企业公开招聘老年员工，将这27%推入公众视野。可预见的是，在老龄化程度加深的中国，继续工作的老年人会越来越多。

崇尚FIRE的年轻人或许无法理解这种选择。一位61岁、新近退休的老人点出了容易被忽略的真相：老年人退休，是换一个人生阶段，其作为“人”的需求没有消失——无论是经济的，还是精神的。工作恰好能满足这些。

从这些仍在工作的老人身上，我们能看到不甚完善的制度、家庭责任带给个人的经济压力，也能看到工作的意义。但衰老是公平的。他们或多或少面临身体的病痛，还有随年轻时代、健壮体魄逝去的进取心与激情。他们的经历作为一种样本，是预演也是提醒：当我们老了，我们将如何生活？

老年人，继续工作

面试失败，何明英回到环卫工作。她每天六点起床，拿一把跟她身高差不多的竹扫帚，负责6条街道的清扫。扫帚挥动一回，就扬起一片尘土，粘在她黝黑的皮肤、泛白的短发上。

今年春天，她经人介绍，获得这份北京小区的环卫工作，月工资2300元。初来时的任务之一，是清理小区的快递柜。柜子又深又窄，人进不去，她就用根棍，把柜里的物什一件件勾出来。经年的垃圾沤出恶臭，“比厕所味儿还大”，直往鼻腔冲。实在受不了了，她向主管请个假，回住处“哇哇”吐。

这位个头瘦小的女人，已经步入老年。今年以来，身体频频发出信号：环卫工作需要长时站立，腿总发疼；扫地、捡拾垃圾需弯腰，又让她腰疼。忍着疼痛刚扫完，风一吹，树叶又落了满地。她不敢怠慢，有时晚上也出门清扫。

47岁那年，她从老家内蒙古来到北京打工，主要做家政，一晃就是十来年。经年累月的工作与衰老，在她身上留下痕迹。她的手布满皱纹，手指很难伸直，“见人不敢往外伸”。雇主让她手洗衣服，不能戴手套，嫌慢。衣服浸在水里，先倒84消毒液，再抓一把洗衣粉，往里一撒，“呜”就冒出白雾，呛得她眼前迷蒙，手褪去一层皮，新长的硬皮不似原先的柔软。现在，她的手、眼，沾到一点儿84，就刺激得像碰到辣椒。

但她还是习惯家政工作。前些天，她刚找到一份新的，职责是照顾佩戴呼吸机的重病老人。她还没去，提前猜测：这活儿不好干，依据是雇主未对受聘者的年龄作出限制。

即便在对中老年人宽容的家政行业，年龄也是一道门槛。一位了解情况的社工说，雇主喜欢年轻的家政工，因其有力气、手脚麻利；年纪大的万一磕碰，他们还得负责，所以，像何明英这样的老年人，一般只能找到报酬少的，或是吃力的、没人愿意干的活计。

年龄上的歧视贯穿着何明英的生活，她已经习以为常。线下面试常因年龄告吹，线上招聘信息真假混杂，她怕受骗。所以，她一般通过朋友介绍来找工作。

62岁的家政工徐琳芬也遇到了这样的状况。她现在的工作由老乡介绍。雇主一开始犹豫，说她年龄太大，机缘巧合之下尝到她做的包子，觉得好吃，才留下她。

家政工作强调一个“忍”字，用徐琳芬的话，叫“心为人家操，活为人家干，还得看人家的脸”，年龄大了更是如此。她已在这个家庭服务四年，月工资五千元。看孩子的活儿，市场价是七八千元一个月，她不敢提涨薪，怕自己岁数大，谈崩了不好找下家。今年，她的左膝盖不时发疼，夏天穿得少，她买了膏药也不敢贴，怕熏着雇主。发型也要注意，长发扎辫还不够，得盘起来，以防做菜的时候掉几根到碗里，讨客户嫌。

70岁的孙迪在意的则不是头发，而是升学率。退休前，他是大学教授，如今受邀在一所民办学校做专家工作组组长，负责学校的发展规划、教师培训，甚至校长招聘。学校在省内的另一个城市，他每周一到校，周五下午回家。

他在教育领域工作几十年，学校老师们有了困惑，找他商量，他也乐于分享。采访刚开始，他先介绍了四分多钟学校的情况，包括自然环境、一本率，甚至全校高考英语科目的平均分，随口就能说出来。

工作需要他与多人打交道，这让他在生理上“被激活”。很多人说他看起来不到70岁，他相信，这与他仍在工作相关。

“上为了父母，下为儿女”

见到家政工徐琳芬那天是周日——准确地说，只有在周日才有机会见她。这天是她每周唯一的休息日，她可以短暂地放下盘发、扎起辫子，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那天傍晚，她正与其他家政工聊天，说到一周六天的工作日，“都在孤独和烦躁中度过”。这不难理解——想象你住在老板家里，与老板朝夕共处，还要时刻准备着被使唤，或是被挑刺。顺着这个话题，我们聊到疫情，万一和雇主长期隔离在家怎么办？她的第一反应却是：总比被封在老家要好，至少有吃有住，还有加班费。

徐琳芬需要钱。来北京之前，她在老家山西务农，日晒风吹、旱涝不保，攒不下积蓄。为贴补家用，2008年，她来到北京打工。家政工作不算轻松，但她知足——至少有个遮风挡雨的屋檐，工钱也在月底稳定到手。十几年来，她挣来的钱养活了当时健在的公公，并为两个打工的儿子买车、买房提供支持。

她过了十几年在外漂泊的日子，心酸苦楚自不必说，唱歌让她忘掉烦恼。雇主不在家的时候，她用手机公放，边干活边听。最近学唱的一首，叫《谁能陪我到最后》，她说唱出了心声：“上为了父母，下为儿女，累弯了腰身，累白了头，……人这一辈子拼命在奋斗，再苦再累也不敢停留。”

没有“停留”的还有方群。她今年56岁，退休后在一家麦当劳兼职，时薪二十元零五毛。上世纪九十年代，她从国企下岗，四处打工，在宾馆上通宵的夜班，在出租车公司的食堂做饭，还开过“小饭桌”，照看几个读小学的孩子。

现在，她同女儿在北京生活，租房住，每月有3000元养老金。女儿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回来倾诉工作上的不愉快，她理解、体谅，劝女儿，“要不换份轻松点的工作？”可女儿舍不得大厂的高薪。

她节俭、独立惯了，很少花女儿的钱，女儿反倒希望她更依赖自己，别再辛苦工作。但她总想挣点钱，减轻女儿的负担。

很多仍在工作的老年人身后，是一个需要供养的家。一位在北京某小区做环卫工的河南大爷，60多岁，女儿在老家，儿子在广东打工，留下一双孙儿给他和妻子照料。他此前务农，如今扫地、做垃圾分类，一个月挣三千多元，再加上一百多元的养老金，要供自己买药，买七八元一盒的“最赖”的烟，还要给念初中的孙儿生活费。一个月下来，剩不下什么钱。

“钱不好挣。”我们聊的二十分钟里，他操着河南口音，说了3遍。这还不算最糟糕的。“干活不好要钱”，他说。一年多前，他给一家民营企业打煤气管道，工钱至今未结。

这是很多老年工作者遭遇的困境。根据《劳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大都无法与用人单位缔结劳动关系，只能形成劳务关系——没有五险一金，也就失去了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保障。

法律之外，相对低下的维权意识与能力，也将老年工作者置于弱势地位。案例比比皆是：据公开报道，江苏一位八旬老人工作时未签订合同，仅有口头协商。被拖欠工资后，他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求助，后者以其达到退休年龄、劳动合同已经终止为由，不予处理。后来，老人拨打政府热线、联系媒体反映问题，耗时一年多才拿回欠薪。一位企业招聘者则称，公司招的中老年人，有些不愿缴纳社保，更想把钱握在自己手中。这让他们的晚年缺乏制度保障。

工作的意义

对于没有家庭负担的老人来说，工作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70岁的前大学教授孙迪，退休金足够维持生活，唯一的女儿已经成家，他当然可以成日做喜欢的事情，拉拉二胡、唱唱歌，但这不是他想要的。学校的工作，给他带来意义、价值与活力。

“价值”这词，同样被一位上海老人提及。他从国企退休，今年63岁，在一家企业做人事部经理。他每个月拿1万多元的退休工资，工作“完全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因为“有人看得起我，士为知己者死”。

老板给他实职和单独的办公室。工作让他保持规律的生活，防止他与社会脱节：行业与国家政策的变化、新管理手段的应用（比如钉钉），他都能了解。

到了这个岁数，与老板、同事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他变得松弛，不再看人脸色，有意见直接向老板提出；任务能做就做，做不成也不勉强——大不了就辞职回家养老。复杂的职场斗争离他远去。手下的年轻人尊敬他，他则常讲：“你们哪天（业务上）成熟了，就告诉我一声，我就走了。”

因此，他做了一辈子的行政、人事工作，辗转于大学、软件公司、房地产公司等各式单位，体验最好的，还是退休以后的这三年。

刚从政府部门退休的安徽老人段宁却不好受。他61岁，四处求职未果。停止工作后，他明显感受到，有些精神满足，只能由工作提供。退休前几天，他烦躁不安，没由来地跟妻子吵嘴，将自己离开组织的感受，形容为“断了线的风筝”。有当教师的老同学退休后做了保安，他“不理解”。同学让他也做，他坚决不干——保安技能要求低，他积累的经验与本领无处施展，仿佛“一无是处”，他心有不甘。

从前热络的人不再联系，有同事编电话簿，把他写到“可有可无”的“其他部门”，他很不满意，将此举称作“歧视”乃至“侮辱”。退休前后心理落差巨大，他说，有前同事忍受不了，因此患上抑郁症。

企业正在开放对段宁们的招聘。BOSS直聘分析师单恭告诉《财经十一人》，2021年，BOSS直聘平台上，标明欢迎“退休”人群的岗位数量同比大幅上涨，其中，医疗健康、专业服务、工程施工、出版等“越老越吃香”的行业，涨幅最为明显，家政、幼儿服务行业也对中老年求职者显出青睐。

浙江商人陆建华于2009年创建“全国离退休人才网”。他说，网站上的岗位主要有两类：一是技术要求高的，面向经验丰富的退休专家；二是能力门槛低的，比如超市售货员、餐馆服务员，因为老年员工更加稳定，不容易跳槽，聘用成本也更低。

如今第二类工作，已经很难吸引到年轻人。陆建华说，他所在的纺织、印染业，开出一万多元的月工资，年轻人也不愿意来；业内一些小型民营企业，三四十岁的员工已经算“年轻”。另一位工业模具公司的招聘者也碰到了招不到年轻人的境遇。这些职位的空白，被中老年人填补。

未来，填补空白的老年人会越来越多。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2.6亿，占总人口的18.7%。六十年前的“婴儿潮”，如今成为“退休潮”。今年9月20日，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称，2035年左右，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4亿——届时，平均每10个人中，就有3个老年人。

老年人口占比增加、劳动人口相对减少，加重了整个社会的养老负担。中国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中国的养老金将在2028年首次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情况，并在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到2050年，平均1个养老保险缴纳者需要赡养1个离退休者，而2019年的数字是2个赡养1个。此外，养老金发放数额在地区、城乡间的不平衡也逐渐显现。

社会养老的压力，部分通过老年人就业缓解。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在学校、医院等单位和社区家政服务、公共场所服务管理等行业，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并鼓励各地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库，为老年人提供职业服务。

当衰老来临

孙迪感受到的“老年”，是从步伐开始的。

步入老年后，他的走路速度明显变慢，人也容易疲劳。微小的病痛开始侵袭。前两年，他发现自己有早搏症状（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血压也在升高，便开始吃药，并坚持锻炼，定下任务：每天走一万步。

和精力一起消失的，还有进取心。年轻的时候，他总想写“满意的东西”。至少有十年的时间，他没有寒暑假、没有周末，全心扑在课题和项目上，工作到眼睛充血；而现在，看个一小时书他就头晕，需要休息。

保重身体成为首位，他学会“放下”。工作对他来说，成为需要完成的任务：教材要修订，他就组织；别人来约稿，他就应对。额外的文章基本不写。“就这么过吧。”他会这样说。

年纪越大，他越觉得时间消失得快——跑一趟学校，一个星期就过去了；跑三四趟学校，一个月也就过去了。他分析，这是因为老年人总觉“来日无多”，而生出一种紧迫感。

时间观念的变化，是常被受访者提及的一点。那位刚从政府部门退休、为电话簿生气的安徽老人段宁，以前不爱看电视、打麻将，几乎不做家务，现在为了消磨时光，都开始去做。采访结束，我对他表达感谢，他却说要感谢我，因为我帮他消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光。另一位57岁、赋闲在家的老人也有类似感受。她说日子慢得难熬，日常消遣是打麻将，这样时间会过得快些。

但时间从来是以同样的速度流逝的，因为衰老是最公平的事情。“给你说话的能力，给你行走的能力，给你语言表达的能力，给你健壮的身体，给你青春、爱情、儿女、房产、汽车，人生前半段是不断给你。到了老年，原来那些给你的东西就要一样一样收走。”作家周大新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这样描述“衰老”，当时他67岁。

这样的描述似乎符合我们对于“衰老”的想象。但公益机构“乐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始人王艳蕊，反感加诸“衰老”的各类标签，而强调其中的多样。十余年来，她致力于社区内老人的服务工作，见过积极的、开放的、健壮的，也见过忧伤的、执拗的、脆弱的。她相信某种程度上，老年人和年轻人并无不同：“年轻人有1000种类型，老年人也有1000种类型。”

在这1000种不同之中，她看到一些相似：脱离社会人、（工作）单位人身份之后，老人的活动范围、社会交往向家庭、社区及其周边收缩；衰老带来身体机能的下降，以及对生命流逝的恐惧，所以他们容易受骗，购买效果夸大其词的保健品、按摩床；过往的年岁让他们形成一套自己的逻辑，对新事物的接受度降低，听不进子女、志愿者的劝说。

对于孙迪，这种“恐惧”表现为“失落感”。他在江西的农村长大，小的时候，整个村庄过70岁的老人很少。他眼见一些老人，有的生了重病无人照料，有的独坐在门口发呆。这让他想起“等待戈多”。“他们就是在等待（最后的终点）。”他说。

他还记得村里一位老人，他唤作“婆婆”，跟他母亲关系不错，总是穿得干干净净，言谈举止显出教养。婆婆的丈夫去世早，唯一的亲人是个养子，后者查出癌症，晚期。有一天，她来到孙迪家，想同他母亲说话；母亲当时不在，她又来了一趟。说完话后没多久，婆婆服下毒药，离开人世。这时孙迪才知道，她来家里，是为了告别，难免心生悲凉。

“把自己的后半生料理好”

现在，孙迪的母亲90岁了，脑溢血后遗症让她时常陷入糊涂的状态。半个世纪前流行的歌，她对歌词记得真切；但几个孩子的名字，她已经说不上来了。这状态也好，孙迪说，至少母亲不用为家庭分忧，也不用再思考那个谁都不愿走向的终点。

“人生是个圆圈。”孙迪猜想，人老了，不再像中年那样思考人生、社会，关注点回到自身，就和童年一样。

他经历过残酷的年代，始终感念于童年的温暖。他度过童年的老屋，门前便是宽阔的池塘，旁边是一方湖水；放眼望去，田野辽阔无边。村里的人，他认识的已经不多，看到年轻人，只能通过长相猜测是哪位旧识的孩子。但湖水与田野，他总归是认得的——小时候，他曾在里面捕鱼、耕耘，时至今日，眼看到湖面、脚踩到泥土，他心中便生出亲切与宁静。他在考虑，或许再过几年就彻底退休，看书、运动，回老家走走。

家政工徐琳芬也设想过回到老家的场景。“北漂”的经历让她成为村里少数“见过世面”的人，她盘算着买个话筒，教邻居唱歌。

但她没法回去。“有工作的地方没家，有家的地方没工作。”她常把这句挂在嘴边。来北京之后，她的生日大都草草度过，独自吃碗长寿面就算庆生。六十岁生日那天，她刚好休息，同一位家政工姐妹一起，买了个汉堡吃。她的哥哥姐姐年满花甲时，都在家里操办、聚会。轮到她了，家人发微信问她怎么庆祝，她说免了，七十岁再说吧。

七十岁一定能回家过生日吗？她也拿不准。徐琳芬每月的养老金只有一百来元，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她打算“能干就干”，给自己挣点养老钱；至于享清福，她“不敢想”，“过一天算一天”。

年龄越大，她越能“忍耐”：雇主不让吃水果，那就不吃，自己也能买；雇主挑刺，就不还嘴，闷头受着，反正“干一天就有一天的钱”。

大半辈子过下来，改变不了的事情太多了，以前烦得她整夜睡不着，现在她习惯接受。她记忆力变差了，有时会忘记雇主的要求；老年痴呆的公公因病去世，她没能陪在身边，后来好歹赶回家里，却把北京的工作丢了——这些都是“没办法”的事。

在北京当环卫工的何明英，经历过的“没办法”或许更多。年轻时，她的丈夫下海经商，背上万元债务。她四处打工，帮忙还债，炸过油条，理过发（公公因此骂她“下贱”，理发的推子在争吵中被摔碎），甚至在建筑工地搬过砖，还做了十年家庭主妇，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公公，和未成人的孩子，没给自己留下积蓄。

债务终于偿清，她的丈夫却出轨了。她给他发消息，喊他“大哥”：“大哥，你的老婆，要管孩子，要伺候你父母，还得挣钱养家。孩子养成了，还要给你钱，让你养一个（情人）。你条件太高了。”消息几分钟一条，她整整发了一宿，哭得眼前一片朦胧。

现在，何明英看清了，要靠自己，要挣钱。她的养老金，一个月才300元；膝下的一儿一女，都只上到小学，她觉得自己没供成他们读书，没资格向他们要钱。所以，她想趁还能干，尽量多挣钱，以后给自己养老。

但这不容易。她上门服务，经常有人问她，怎么这把岁数还出来干活，她听后觉得“卑微”。有一回，她和别人聊天，听说另一位家政工也60多岁，现在一边领养老金，一边拿工资，还办了北京的社保，坐公交车不花钱。她想到自己，眼泪一下涌来，扭头跑出去哭。

对她来说，这些都是不能细想的事，一想就睡不着觉。她如今住在环卫工作提供的住所，位于小区一栋居民楼的地下室，走廊长而阴暗，没有窗户；夏天潮湿，闷得她起了湿疹。分给她的房间八九平方米大小，将将放得下一张床、一面小书桌和一个置物架。厕所是公共的，蹲坑旁满是污渍，散发臭味。洗澡间在公厕旁边，门上栓把锁，只有领导能用。

但她已经满足。在小小的房间里，她用捡来的材料，搭成一张小书桌，一有空闲，就跟着手机上的课程画毛笔画。初学的时候，毛笔怎么握，什么是藤黄、胭脂，她都不懂，现在随口就能说出来。牡丹、山水、老虎……一画起来，就忘记了烦恼。

即便面临经济上的困窘，她依旧认真生活：把小窝收拾得整洁，画笔都整齐摆放，进门就有一股清香；家里来了客人，她端出半个哈密瓜，拿两瓶辣酱，让客人带走——就像她在诗里写的那样，“看不到希望，也要奋斗；也要往前奔跑。/……/做一个有韧性，英姿挺拔的女人，把自己的后半生料理好。”

何明英画的画。摄影/郑可书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徐琳芬、孙迪、方群、段宁为化名）

责任编辑：刘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