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刘建娥 凌巍
截至2022年，我国已顺利实现“十三五”规划制定的“三个1亿人”发展目标提出的“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新型城镇化”，但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以县城和重点镇为支撑的就近城镇化仍然悬而未决，成为“十四五”期间新型城镇化转型升级面临的重大挑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农民工数量比上年减少517万人，首次出现负增长，农业转移人口呈现“返城不返乡”“离土、出村、不返乡”以及县内城乡“双栖”新迁移态势。市场、政府和迁移家庭多层面的合力驱动，将县域推向新型城镇化的前沿阵地，城镇化转型面临战略调整。
“后迁移时代”社会性流动新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路径以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时进行为基本特征，结构转换、体制转轨、利益格局调整和价值取向的转变共同构成新发展“转型论”的实质内涵。若根据流动发生的社会机制和社会形态区分界定市场性流动与社会性流动，那么在城镇化初期阶段，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性流动受到地区之间产业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影响，表现为流动人口以劳动力外出务工身份角色进行的远距离跨省流动，形成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流动的迁移潮流。
到了城镇化中后期转型阶段，制度藩篱的政策规制效应加剧“半城镇化”和市民化困境，鉴于此，2014年国家提出以人为核心、城乡融合及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城镇化进入社会性流动新阶段，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地区之间经济水平和就业机会差异逐步缩小；另一方面，兼顾“半工伴读”、农民兼业化、家庭代际照顾等综合性因素，同时，还伴随流动人口自身的观念转变和价值多元化，从早期改善老家居住条件逐渐转变为对子女教育和资本的投资升级。以家庭综合收益最大化、风险和代价最小化为考量的社会性流动开始显现，并逐渐形成“大中城市迁移”“县域就近就地迁移”及“返乡回流”差异化、策略性多元迁移模式并存的格局。在经济与社会交织叠嵌的“后迁移时代”，国家层面重新重视并大力推动县域城镇化，基于对社会性流动重大转向的科学研判做出时代性、历史性战略调整。
迁移中后期社会性流动转向具有家庭式长期迁移、县城购房安家及“半工伴读”等典型特征，并伴随着进城农民思想和行为习惯重塑，从追求物质生活改善到重视子女教育、代际发展、心理融入等更高、更多元的价值追求。总体而言，市场性流动是农业转移人口迁移流动的经济基础和阶段性过程；社会性流动是发展结果和融入目标，也是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条件。如果市场性流动向社会性流动的转型，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充分重视与积极应对，政府与社会如果一味地强调市场力量和效率原则，固守大中城市偏好和远距离流动的单向路径，放任经济资源和教育等公共资源向大城市和中心城区集中，而县域地区社会的公共资源供给长期缺失滞后，那么，“拔根”城镇化带来的风险和代价难以避免。
流动人口的主体选择与城镇化政策驱动的三大效应
本文基于2011—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模型，检视流动人口的主体选择与城镇化政策驱动的互动效应。研究发现，年龄效应呈现“倒U形”轨迹，时期效应体现为“V形”波动中总体向上的态势，世代效应则反映了新生代就近县域城镇化偏好。
一是年龄效应。年龄对流动人口的县域居留行为产生“倒U形”影响，流动人口县域居留行为具有显著生命周期特征和“扶梯区域”效应。随着年龄的增大，流动人口县域居留行为比例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流动人口出现县域城镇化选择偏好，转向追求以子女教育为核心的家庭综合收益最大化。
二是时期效应。时期效应检验模型显示流动人口县域居留行为呈现“V形”波动中总体向上的态势，流动人口的县域居留比例在2012年出现大幅度下滑，到2013年县域居留比例跌至谷底。2014年县域流动人口居留比例开始明显回升，并在2016—2018年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2015年达到最高点，在小幅回落后保持在较为稳定的波动区间内。
三是世代效应。新型城镇化政策推动县域城镇化的就业机会和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区域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差距逐渐缩小，以家庭综合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县域就近城镇化将成为人口流动的新发展态势，县城亦将成为新生代体面进城的首选。
城镇化战略性调整
本文使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模型，探讨流动人口主体选择与城镇化政策的互动效应，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纵向趋势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18年，县域流动人口的占比总体偏低，仅为一成左右。如果县域流动人口比例继续保持这个规模水平，势必与国家提出的大力推进县域城镇化转型和扩大内需的战略调整期待的规模不匹配，会形成人口鸿沟，进而制约新型城镇化的转型升级。县域特别是中西部后发地区的产业基础和公共服务水平亟待改善，须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提供更充分、更均等、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尽快补齐县域设施和服务短板，增进县域适度集聚的经济社会效益，吸引更多中青年农业转移人口向县域集聚回流，抓住县域在社会性流动转向中的关键契机和比较优势，为县域城镇化的持续性、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聚人气”。
第二，在新生代迁移和家庭式迁移中，县域流动偏好开始显现，家庭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理性权衡彰显，县城较低居住成本、文化适应及社会网络的构建已然成为定居选择的重要价值参照。在样本数据覆盖范围的考察期内，流动人口的县域居留行为随出生世代的后推呈现出上升趋势，县域城镇化成为新生代体面进城的重要策略。县域流动人口居留的行为决策是市场因素、政策影响及行动主体共同形塑的结果。
一方面，市场手段被策略性地应用到公共资源的供给和分配中，地方政府在促进市场性流动向社会性流动转向中发挥着关键的“推波助澜”作用。地方政府将教育资源与房产进行制度性挂钩，通过序列等级精准分配县市教育资源，“买房迁户”是获得县城优质中小学教育入学资格的最优方案，“半工伴读”成为农二代进城的首要家庭责任。购置住房已经超越城市户口，成为扎根城镇的主要标志。相对于大中城市流动人口家庭可负担房价的生活区域，县城生活成本较低，生活质量和家庭福利较高。另一方面，相较于异地远距离“拔根”城镇化所形塑的与乡村迥异的社会形态，县域在通勤距离上极为友好，便于实现城乡兼业、代际照顾，可充分利用熟人圈社会网络资源，同时能够分享乡村闲暇生活。
第三，县域城镇化的结构性优化与系统性构建：市场性因素对县域流动人口的居留行为仍然发挥着基础性、决定性影响，增进就业机会、提升流动人口的家庭收入水平是推进县域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应通过系统化投资方案，采取产业投资、社会投资、自我可携带投资及现金补偿，优化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结构，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县域内部的差距，改善投资结构和市场环境，催生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差异化、精准化就业促进策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鼓励具有一定城市工作经验、资本和技能的“带资型”“适应型”返乡农民工向县域回流集聚，增进县域就业机会，以县城和重点镇为依托，带动“十四五”期间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要高度重视经济复苏阶段县域产业纾困策略研究，充分挖掘并发挥县域经济的韧性和就业吸纳力。同时，应重视优化县域社会提供方案，推进均等化公共服务和适切性商业服务，加强县域层级的社会建设和系统规划，夯实流动转向的社会基础，降低异地远距离流动带来“拆分型生产体制”的社会代价，通过替代性方案消除“三留守”问题的形成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前期粗放型城镇化累积的社会问题和深层矛盾，规避远距离人口高度流动集聚的不确定性风险。
总体来看，农民进城、定居选择与迁移流动的过程颇为复杂，以县域为载体的城镇化道路的探索和推进，既是构建社会性流动系统性方案的理论尝试，也是对远距离流动路径的反思，亟待通过结构性优化构建社会性流动重大转向的系统性方案，以回应国家发展战略，重塑新型城乡关系。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本文更多详情请参见《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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